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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COMMENTARY
“中澳對話:G20與地區倡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2016-12-20

        2013年1月31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亞經濟研究局共同舉辦了“中澳對話:G20與地區倡議”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外交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澳大利亞總理內閣部、澳大利亞財政部、澳大利亞駐華使領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國人民銀行、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等政府和學術機構的近40名代表及觀察員出席本次研討會。與會人員就當前全球經濟運行特征、亞洲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全球經濟治理平臺等核心問題展開討論,并重點就全球經濟治理及G20運行機制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現將相關內容綜述如下。

一、當前全球經濟運行的新特點

        與會者指出,當前全球經濟運行的新特點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全球經濟低迷將成為常態。全球經濟由危機前的快速增長進入深度調整期,增長低迷將成為常態,完全市場競爭將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將呈現戰略化、長期化態勢。當前以中國、印度為首的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開始下滑,消費者信心指數、制造業PMI指數長期低位徘徊,甚至出現下降。歐美等發達國家受到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進入長期波動和低速增長狀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主要發達國家的增長率在2017年之前將維持在2%左右,明顯低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3.9%和2.9%的水平。受到債務危機的影響,當前主要發達國家通過進一步財政擴張刺激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很有限,在貨幣政策領域進行競爭性貶值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主要發達國家債務問題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大威脅。當前主要發達國家債務水平已經達到危險的警戒線,其中日本的債務達到GDP的230%,美國達到107%,歐盟的債務水平也因危機的持續而進一步增長。即便是歐元區核心成員國也接近甚至超過警戒線水平,2012年法國債務占GDP比達到91%,德國也達到82%,離90%的死亡警戒線僅一步之遙。債務高企的同時,利息償還成為發達國家巨大的財政壓力,當前美國債務利息支出約占財政收入的9%,預計2020年達到20%,2030年達到36%,2050年達到58%,如此之高的債務負擔給發達國家未來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債務違約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較大的系統風險。

        第三,世界經濟面臨大量短中長期性問題。短期內,在普遍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動下,未來在全球范圍內可能出現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一旦過剩資本流向大宗商品等實體經濟,必然會使商品價格產生較大波動,進而產生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這種情況對重債窮國而言會產生沉重的償債壓力,并且一旦債務國通過貶值手段償還到期債務又會使得中國等債權國蒙受損失。

        中期性的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前述的債務風險,發達國家債務問題將在中期內影響全球經濟復蘇和穩定。一方面,發達國家進一步通過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的政策空間將受到嚴格限制;另一方面,競爭性貨幣貶值可能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系統風險。其次是全球經濟再平衡問題,當前的爭論焦點在于中國,2012年中國順差2000億美元,低于GDP2.5%的標準。按照中國社科院的測算,2013年我國進口增長將達到9.3%,比出口高出0.5個百分點,并且未來中國貿易順差可能迅速下降,甚至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會出現貿易赤字,全球經濟再平衡正在發生。第三是中期經濟增長問題,發達國家的經濟運行還存在系統性和結構性風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將受到發達國家經濟低迷的拖累。

        未來世界經濟將出現力量對比的根本性變化,如何在新形勢下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將是未來全球經濟治理面臨的一個長期議題。此外,氣候問題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都是G20將要面對的長期問題。

二、全球經濟治理及G20的作用

        盡管全球經濟面臨諸多共性問題,但由于主要國家間缺乏有效合作,全球經濟正面臨巨大的治理赤字的困擾。甚至有學者認為所謂的G20、G8或G2,實際上是G0。具體表現為,受全球主要大國間復雜利益關系的影響,加上現有國際治理框架缺乏有效的政治協調機制及政策執行力,當前全球經濟多邊主義發展進程嚴重受阻。主要大國之間圍繞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投資開放問題、平衡發展等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

        與會者認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中政治色彩是導致全球治理赤字的重要原因,如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貿易伙伴關系(TPP)將中國排除在外,對應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CP)則又將美國排除在外。此外,國內政治經濟因素也是影響全球經濟合作和治理赤字的重要障礙,比如東盟國家在服務貿易領域的競爭力還不夠完善,主要服務貿易市場還由本國國有企業支配,即便是本國私有企業進入也面臨較高的門檻,因此尚且難以完全對外開放。總而言之,政治色彩、國家利益博弈等因素使得現有國際平臺和機構并不能有效發揮全球經濟治理的功能,全球治理面臨巨大的赤字。

        與會者一致認為G20涵蓋了當今全球主要的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有較好的全球經濟代表性,總體上體現了各成員平等參與、民主協商的合作原則,能更有效地協調和應對世界經濟領域的重大風險和挑戰。自2008年以來,G20的諸多行動措施從根本上改變了全球經濟治理格局。G20集團在金融危機中成長,其議題設立更多地體現了危機應對的特征,針對迅速發展的全球經濟形勢,匹茲堡峰會G20將“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定為全球經濟戰略框架,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框架的改革。

        盡管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但在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下,尤其在歐美情況不甚明朗的情況下,G20在促進全球經濟強勁、可持續及平衡發展方面還面臨著巨大挑戰。大部分與會者認為,G20作為在經濟危機中形成的國際對話平臺,其機制建設還不夠完善,缺乏凝聚共識的能力,政策執行力較低。此外,G20的被動發展模式不能有效應對全球經濟新問題,為此,有與會者指出G20在議題設計方面應該具有前瞻性,從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尤其注重議題的延續性和針對性,從而提高解決問題的效率。

        針對G20改革及未來發展,有與會者認為,機制化建設是G20面臨的一個長期性問題。短期內難度較大,可以從學術研究層面有重點、分層次地推進,比如組建G20智庫,發揮知識分享和信息交流的功能,將相關成果通過G20合作平臺加以轉化,推動政府層面的政策討論與政策落實。

        有與會者認為,作為一個解決全球重大系統性問題的國際組織,G20應有針對性地解決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圣誕樹”式的議程設置會降低G20決策的效率;也有學者認為,G20應該增強議程的覆蓋面,樹立G20在全球治理中的權威性;還有學者從G20功能定位角度,將G20比喻為全球公司的董事會,僅僅就重大事項做出原則性的規定,將具體執行層面和一些專業領域的事務交給其他國際組織或市場專業機構;還有與會者質疑G20的未來定位,認為其功能定位還不明確,其合法性、政策執行力及未來發展都受到諸多限制;所有與會者都認可增強議題設置的延續性,減少會議舉辦國自身利益對議題設置的影響。

三、亞洲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及G20改革

        與會者指出,亞洲在G20中占據重要的位置,亞洲六國的GDP總和占G20的34.3%,預計2015年將增長到39.7%,外匯儲備占66.1%,人口占70.2%。此外,亞洲六國在直接投資、對外貿易等領域都占據較高的比重。鑒于亞洲的巨大影響力,目前亞洲國家對G20議題設置的影響力正得到不斷增強。但與會者同時也認識到亞洲在G20中的絕對影響力還很有限,對全球事務還缺乏領導力。

        亞洲作為一個積極活躍的因素,對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具有深遠的意義。亞洲在基礎設施投資等領域的做法跟當前G20將推動基礎設施建設納入議程的宗旨一致。亞洲在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未來亞洲也將是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最快的地區,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都認為本地區具有較大的開發潛力。并且亞洲國家之間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已經取得了良好的進展,由東盟牽頭的互聯互通計劃對成員國之間運輸、通訊和電網等基礎設施建設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成員國之間為創造便利的投資環境做出了有效的政策協調,比如為投資企業創造便利的融資環境、設立東盟基礎設施基金等。亞洲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從長遠改善全球經濟的發展環境,推動亞洲和世界經濟的強勁復蘇。

        有關亞洲國家如何有效推動G20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與會者指出亞洲國家之間應該加強金融領域的合作,加強同非G20成員國的溝通協調,提升亞洲在全球金融體系改革中的話語權,推動亞洲地區經濟議程和全球經濟治理議程的對接。此外,與會者認為亞洲國家應改變當前地緣政治沖突的形勢,從長遠推動和深化亞洲區域經濟合作。

        還有與會者認為亞洲地區存在亞洲路線圖和亞太路線圖兩種不同的發展路徑。前者的依據是亞洲國家之間經濟依存度越來越高,區域內貿易已經達到亞洲總貿易額的50%,亞洲一體化將不斷深化;后者的依據是亞洲正處于分裂狀態,近年來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主要亞洲國家之間存在激烈的領土和島嶼沖突。同時受到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影響,亞洲國家正處于分裂狀態,未來亞洲國家在全球貿易等重大問題上很難發出一致的聲音。

        對于中國和澳大利亞在G20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與會者一致認為中澳兩國在G20內的合作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未來中澳兩國應該繼續加強合作,特別是利用2014年澳大利亞擔任G20主席國,中國擔任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舉辦國的重大機遇,兩國繼續攜手合作,推動重點議題的設定和相互協調,促進議題設立的延續性和針對性,引導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共同推動世界和亞太經濟健康發展。澳大利亞與會者認為將澳大利亞視為亞洲國家更符合澳大利亞國家的戰略定位,中澳兩國在若干問題上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

        就亞洲合作中的美國因素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美國作為全球經濟的一股重要力量,其對G20進程的影響不可忽視。事實上,鑒于美國的領導力和影響力,其作為一個看不見的參與者無處不在。亞洲對于美國而言,同時具有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利益訴求,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本身就蘊含著這樣的利益考慮。澳方與會者認為不能孤立地加強亞洲之間的合作,適當的時候有必要加強與美國的溝通和協調。

四、G20與未來發展議程

        與會者認為當前世界主要合作平臺名目繁多,不必增設更多新的平臺,而應基于現有國際體系不斷完善現有平臺的功能,比如在世界銀行、IMF和WTO框架內推動合作,推動全球多邊主義發展。新體系的建立不應該成為削弱現有體系的工具,否則會大大降低全球政策協調的效率。當前WTO依然是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的重要國際機制和合作平臺,G20應該從維護全球多邊主義角度出發,逐步完善和增強現有國際合作平臺的協調功能。

        對于當前停滯不前的多哈回合談判,與會者認為G20應該成為推動多哈回合向前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平臺。即便一攬子協議短期內難以達成,也可以在更廣泛的國家之間尋求共識,根據大多數國家同意的原則,推動達成“諸邊協議”。與此同時,遵循多邊主義原則,有效管制區域貿易協定,確保對非成員國的非歧視原則,保證WTO所有成員國都得到公平對待。

        此外,有與會者認為要進一步研究全球經濟對當前貿易模式的影響,通過公共教育引導人們對貿易知識重新認識,如按照WTO提出的價值鏈統計法分析貿易構成,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被夸大了1/4。通過增強對貿易結構和貿易模式的新認識,推動貿易爭議的非政治化解決,促進多哈回合及全球多邊主義發展。

        與會者一致認可基礎設施建設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作用,將基礎設施投資和援助比喻為“授人以漁”。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水平的落后是影響世界經濟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發展的重要因素。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存在較大的投資缺口,據OECD估測,未來20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50萬億美元,僅維護和保養現有基礎設施的費用就高達2萬億美元。當前,全球儲蓄總體過剩,僅養老基金就超過20萬億美元,長期以來一直缺乏合適的投資機會。如何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全球儲蓄資本流向基礎設施領域是當前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議題。

        有與會者認為當前G20發展工作組設計的發展計劃與發展的原則并不完全符合,所謂的“發展合作”更像是“對外援助”,除了在基建領域的合作外,其他領域極其分散,長遠看來這種方式非但不能解決發展問題,還會引起受援國之間的利益紛爭。G20應該推動國家之間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和與發展有關的援助的合作,消除合作中的政策障礙,為基礎設施投資創造便利的環境,加強和引導私營部門進入。過去很長時間內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方面得到的私人資本投資甚少,主要原因在于基礎設施的投資回收期長,投資風險高,私人投資者因此望而卻步。從全球治理角度,政府應該努力解決投資的外部環境問題,這樣才能使得更多的私人資本流入基礎設施領域,更有助于全球經濟的復蘇,當前已經出現私人援助比官方援助增長快的勢頭。2012年全球投資出現的新特點已經證實了這一點,進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

        此外,大部分與會者認為發展問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也是當前主要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還有與會者從邊際投資回報率遞減的角度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投資中應該享受優先地位;部分與會學者建議在G20框架內推動相關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提升發展援助中基礎設施的投資比例,認為當前OECD發展援助委員會(DAC)對外援助中投向基礎設施的比率只有15%,遠低于世界銀行37.9%和多邊發展銀行54.1%的比例。

        與會者還認為,G20框架內尚有若干議題急需解決。首先,急需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據測算,發達國家要實現債務的最終削減,必須在未來20年內每年獲得2%的財政盈余,這也意味著美國必須實現6%,歐盟必須實現5%的高速經濟增長。按目前形勢,實現這一目標可謂天方夜譚。有與會者認為當前經濟出現低迷的核心問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解決有效需求不足需要依靠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在全球經濟合作存在較多障礙的今天,各主要國家政府應該解放思想,通過政策環境的優化創造有效需求,當前歐美通過“減赤”、“貨幣寬松”、“保護主義”等政策推動解決國內經濟問題的方式并不具備可持續性。相比之下,良好的政策環境可以優化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比如歐美國家開放更廣闊的投資領域,有助于吸引來自更多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發達國家推動貿易開放和減少技術類出口限制,有利于促進貿易平衡。此外,部分與會者還指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中尚缺乏類似于世界貿易組織的國際投資協定和規則,G20應該從消除保護主義角度,采取一種全面的方式,推動行政、技術等方面的合作,減少全球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管理和交易成本。

        第二,如何認識增長與平衡的優先次序。2009年G20在匹茲堡峰會上提出建立“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全球經濟戰略框架,當前部分發達國家強調該框架的核心任務是平衡增長,將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看作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和首要內容。中方與會者對該說法持否定態度,并認為即使是不平衡的增長也要好于平衡的衰退,解決當前全球主要經濟問題需要以強勁增長為前提和基礎。過度強調貿易不平衡、經常賬戶不平衡,實質上忽視了全球經濟失衡的本質問題,亦即經濟結構和國際規則的不平衡。此外,中方與會者還認為,當前全球經常賬戶失衡只是短期現象,中國很可能在不久將來會從貿易盈余國轉變為赤字國。因此,當前在G20框架內,有必要增強對這一問題的實質及發展趨勢的認識,將全球經濟治理合作拉回正確的軌道。

        第三,如何考慮相關國家的國內改革因素。中方與會者認為全球經濟合作需要充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轉型因素,給予轉型國家足夠的改革時間,增進互信,并且發達國家盡可能給予一定協助,而非一味指責。要實現匹茲堡峰會提出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發展”的目標,改革和發展就成為解決問題的核心動力,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都面臨著改革的問題。因此,給改革足夠的時間和寬容更有利于全球治理良性格局的出現。還有與會者從推動G20改革角度建議設立相應的獎勵機制,引入評分機制,鼓勵相關國家推動改革。

        第四,對全球治理的再認識和重新反思。有學者提出不要過于迷信全球治理的作用,很多問題的實際解決仍依賴于國內甚至地方政府,因此有必要基于更長遠的視角,尊重地區治理的特色,允許一定的靈活性,這樣才能推動全球治理更長遠的發展。對于全球治理可能達到的程度,有學者認為盡管全球治理具有明顯必要性,但不可對全球治理可能取得的進展過于樂觀。 


文獻來源:國際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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