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研究成果 > 論文
論文 paper
作者及其成果
曹嘉涵
助理研究員
俄羅斯中亞研究中心
比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 所長助理
caojiahan@www.dxysolutions.com
caojiahan@www.dxysolutions.com
“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對接
曹嘉涵 2016-05-15
一帶一路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對接 全球治理
簡介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啟動,為中國深入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推動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提供了重要機遇。“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理念相通、目標一致,相互對接有助于中國與沿線國家增信釋疑,增強“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吸引力,提升中國參與南南合作的水平,幫助中國在新的國際發展治理體系乃至整個全球治理架構中獲得更多話語權和影響力。同時,兩者的對接也有利于形成對中國企業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外部約束,促使中國企業履行好社會責任。當前,“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面臨著落實時間差、理念與議題契合、非國家行為體作用、與西方大國協調合作、地緣政治風險等一系列挑戰,中國需在戰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實平臺、具體目標等層次明確對接方向,認真設計對接方案,積極參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監測指標設計和后續評估體系建設。
正文
      隨著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簡稱“2030年議程”)于2015年9月正式通過并于2016年1月1日進入落實階段,國際發展治理體系正式邁開了升級換代的步伐。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相比,2030年議程不再單純聚焦于減貧問題,而是從經濟、環境、社會三個維度制定了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項具體指標,要求實現經濟的綠色增長和社會的包容性發展。當前,國際社會對中國推動落實2030年議程充滿期待,國內學者也普遍認為,中國應該牢牢抓住這一歷史機遇,主動參與新國際發展治理體系的建構。[①] 作為新時期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謀劃,“一帶一路”倡議經過兩年多的磨合,現已實現良好開局,進入全面推進階段。2030年議程的啟動,為中國深入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難得的國際機遇。本文試圖從構建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視角考察“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進行對接的意義、挑戰與可能的方向,從而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成熟與完善提供新的思路。

一、“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的意義

      經過一系列頂層設計、國內部署和外交動員,“一帶一路”倡議將在2016年通過以點帶面的方式全面推進,一批標志性基礎設施工程與項目有望在沿線重點國家落地;而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的投入運營,上述工程項目也有望獲得穩定的融資支持。作為一項覆蓋全球60多個國家的巨型區域經濟合作倡議,“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效應十分顯著,除可促進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外,還能為沿線國家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進而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但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倡議并非僅為中國繪制對外經貿合作的藍圖,它還具有鮮明的南南合作特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為5 05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區內大多數是發展中經濟體,其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萬美元以下的國家達35個,人口近40億。[②] 因此,通過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中國可以帶動提升沿線區域各國的交流合作水平,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從而實現打造命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目標,為地區和平與穩定奠定基礎。如此看來,“一帶一路”建設實際上也是新時期中國探索國際發展合作與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嘗試。
      經過4年多的討論和磋商,2030年議程的制定已經完成,目前進入了落實階段。與千年發展目標相比,建立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是2030年議程最重要的升級之一。鑒于國際社會落實千年發展目標第8項目標(建立促進發展的全球伙伴關系)的效果并不理想,2030年議程在制定過程中就非常重視發展中國家、國際組織、公民社會、私營部門、智庫甚至個人等多元行為體的參與和作用,啟動后更是將“恢復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的活力”作為實現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手段。事實上,中國倡導建立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要早于籌備2030年議程的聯合國秘書長2015年后聯合國發展議程[③] 高級別名人小組(High 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簡稱“高級別小組”)的呼吁。在2012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中國就提出了“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倡議。[④] 中國外交部在2013年9月和2015年5月公布的兩份有關2030年議程的政策立場文件也都提出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⑤]。因此,建立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是中國自身深入參與國際發展合作事業與支持發展中國家落實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共同要求。
      隨著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尤其是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南南合作在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中的比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2030年議程從制訂到付諸實施都始終強調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國際社會期待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國際政府間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也希望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能在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中國國別處副主任赫夫曼(Patrick Haverman)就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不但能幫助沿線國家實現基礎設施領域的目標,同時還可在減貧、增強環境可持續性、包容性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積極成果。[⑥] 美國環保協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總裁克朗普(Fred Krupp)也認為,“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帶來經濟繁榮和環境改善的雙重效益。這一倡議不但可以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改善當地民生,還能使中國在成為資本和產能輸出國的同時成為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輸出國。未來,中國在幫助沿線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維護環境安全和人類健康、維持海洋生態系統等方面大有可為。[⑦] 鑒于當前全球各國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對于如何推動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建設仍然關注較少,中國完全可以考慮在聚焦2030年議程國內落實的同時,適當關注“一帶一路”這樣宏大的對外經貿戰略如何與2030年議程實現對接,從而在推動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方面發揮新興經濟體的引領作用。
      總體上看,將“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進行對接具有積極的意義。首先,“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有助于增信釋疑。如上所述,在2030年議程啟動實施的背景下,國際社會不但對中國更多參與國際發展合作充滿期待,而且也希望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環境與社會福祉上取得平衡。未來,中國的國際發展合作努力需要為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發展合作努力提供更多正能量,從而推動整個國際發展合作事業繼續前進。“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可以讓中國更好地完善自身在國際發展合作事業中的角色,滿足國際社會的希望和期待,減輕域內外大國以及沿線國家的擔憂和疑慮。“一帶一路”倡議的國際吸引力與接受度也將由此提升,推動中國成為新形勢下國際發展合作事業的貢獻者。中國在落實千年發展目標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如在減貧領域就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和減貧模式,已經成為一項擁有國際比較優勢的重要軟實力,國際影響源源不斷。[⑧] 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承諾,中國在未來五年要使國內現有標準下7 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同時著力加快全球減貧進程。[⑨] 在2015年9月召開的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幫助發展中國家振興經濟、改善民生的新舉措,與2030年議程的多項目標相契合。與2030年議程進行對接之后,“一帶一路”倡議將能更好地與中國作出的國際承諾有機結合,突出向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功能,展示中國作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其次,通過對接2030年議程,“一帶一路”倡議有望在經貿合作之外獲得增幅效應,尤其是能夠深化中國參與南南合作的水平,突出中國在參與構建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中的地位,幫助中國在新國際發展治理體系乃至整個全球治理架構中贏得更多話語權和影響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是實現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2030年議程第9項目標將建設有韌性的基礎設施和促進可持續工業化予以單列,既反映了國際社會在解決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落后問題上的普遍共識,也體現了優質基礎設施在2030年議程經濟、環境、社會三維平衡中的樞紐作用。所以,“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在幫助沿線發展中國家落實2030年議程第9項目標。同時,考慮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夠極大地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和工業化水平,增進糧食安全,保障民眾健康,緩解能源短缺,擴大信息交流,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一帶一路”倡議實際上也在間接促進2030年議程其他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完成。如果將兩者對接,“一帶一路”倡議就獲得了與綜合性國際發展議程相互融合的機遇,從而得以超越單純的基礎設施建設與貿易金融合作范疇,貢獻于減貧等更大范圍的國際發展合作事業,成為中國推動南南合作的旗艦平臺。同時,“一帶一路”倡議的包容性與開放性也決定了其能夠在對接2030年議程過程中兼容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三邊合作,彰顯中國推動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建設的努力。
      第三,“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對接有利于形成對中國企業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外部約束,促使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履行好社會責任。作為落實“一帶一路”倡議最重要的行為體,企業的一舉一動無疑會對沿線國家的發展造成影響。“一帶一路”倡議鼓勵中國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產業投資,倡導按屬地化原則經營管理,不但要幫助當地發展經濟,改善就業和民生,還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保護好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將可持續發展理念全面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有助于推動我國的生態文明理念和成就向國際延伸。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將生態文明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中,為國內生態文明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中共中央、國務院2015年4月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進一步要求以全球視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把綠色發展轉化為新的綜合國力、綜合影響力和國際競爭新優勢。通過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生態文明領域的對話交流和務實合作,促進全球生態安全。[⑩] 因此從國內政治動員的角度來看,推動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實踐可持續發展理念已經具備了一定基礎。但是,隨著標志性基礎設施項目的先后鋪開,中國企業能否真正按照政府提出的要求行事及其行事效果如何,均有待進一步觀察。如果政府能夠進一步規范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經濟行為,使之接受2030年議程目標的檢驗,就可以給企業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帶來壓力,這種壓力完全可以轉化為它們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

二、“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的挑戰

      盡管“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具有相當關聯,對接意義重大,但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覆蓋的特定地域范圍及其與2030年議程在背景、目標、實施進度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兩者在對接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問題和挑戰。
      第一,如何克服“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在落實方面的時間差,從而既確保“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推進,同時又在互不干擾的前提下盡可能使其與沿線各國“內化”2030年議程的國家戰略相結合。“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已有兩年多時間,目前進入了全面推進階段。相比之下,2030年議程則剛剛啟動,現仍處于國別“內化”時期。考慮到千年發展目標從規劃到落實之間長達五年的準備期,2030年議程的全面落地尤其是新型全球伙伴關系的建構也需要一定的準備——盡管國際社會普遍期望這應比千年發展計劃要短。當前,全球廣大發展中國家正在努力將2030年議程設定的各項目標與國內發展戰略進行對接。對于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未來15年應該怎樣對促進健康、消除饑餓、能源配置、生產消費、用水安全、勞動就業、城市發展、基礎設施、全球合作、社會平等、海洋利用、性別平等、優質教育等目標進行排序,每個國家的優先選擇不盡相同,最終形成的將是符合各自國情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執行2030年議程的基礎。[11] 中國在2030年議程制定完成前后,始終強調“發展模式多樣化”原則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支持各國自主選擇適合本國的發展政策、模式和道路,同時根據各自能力以各自方式實現發展并參與全球發展合作。因此,“一帶一路”倡議在全面推進過程中,也需要充分了解沿線國家的不同國情、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評估這些國家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及其對2030年議程各項目標和指標的優先選擇,從而與各國“內化”2030年議程的國家發展戰略相對接。
      第二,如何聚焦重點,盡可能在理念和議題層面找到“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的契合點,從而在實現兩者配合的基礎上發揮“一帶一路”倡議的增幅效應。“一帶一路”倡議主要關注的是“設施聯通”和“貿易暢通”,而2030年議程的理念和議題則要寬泛得多,除對包容、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基礎設施建設有所要求外,還涉及人權、安全、治理等多個非發展領域。以契合度較高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為例,兩者對接任重道遠。毋庸置疑,“一帶一路”倡議需要充分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大力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國際產能合作的同時,兼顧生態環境保護和社會包容性。“一帶一路”是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最為突出的地區之一,沿線發展中國家正面臨嚴重的環境安全挑戰,應對能力十分薄弱。[12] 隨著項目建設的不斷推進,這些國家的環境安全問題將進一步凸顯。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國際社會對中國將以何種模式進行產能轉移高度關注。[13] 在基礎設施建設與國際產能合作中能否做到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從而避免在沿線國家復制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的發展模式,是中國面對的嚴峻考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只有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才能更好地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同樣,暫時撇開若干非發展議題,而以最直接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議題為例,兩者如何最大程度地對接也需要認真思考。“一帶一路”倡議所強調的基礎設施綠色低碳化建設和運營管理,與2030年議程目標9提出的發展有韌性基礎設施的主張高度一致,但目標9在基礎設施建設之外還包含促進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化的要求,尤其是對扶持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和小型工業,加強這些國家的技術研發與創新能力提出了明確指標。同時,目標9對用于基礎設施的國際官方援助數額也有所衡量。這就需要“一帶一路”倡議在實施過程中適當擴充合作范圍,統籌考慮2030年議程的部分目標。
      第三,如何實現“一帶一路”倡議在推動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建設方面的作用,特別是要讓公民社會組織和私營部門等非國家行為體在沿線發展中國家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同時處理好三角合作的問題。2030年議程的后續執行和監督評估,需要強有力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加以支撐。“一帶一路”倡議能否有效深化南南合作并協助構建一套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將直接決定其與2030年議程對接的成敗。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非常注重非國家行為體對發展事業的參與程度,與各類非政府組織和跨國企業在救災、醫療、教育、農業、信貸、創業、環境等領域保持著頻繁互動,聽取它們對制定2030年議程的意見和建議。相比之下,中國參與2030年議程的制定基本由外交部、財政部、商務部等少數政府部門主導,企業、公民社會組織、研究機構等非政府行為體的參與嚴重不足,在2030年議程的執行與評估階段,這些問題可能仍會繼續存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挖掘非國家行為體的潛力,將影響“一帶一路”倡議推動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建設的質量。此外,中國在幫助沿線國家培育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過程中,怎樣與美國、歐盟、日本等西方主要經濟體進行協調合作也是一大挑戰。比如,中美對2030年議程的基本取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國際發展合作規范設置等問題就長期存在戰略性分歧。不過,在中短期的政策性議題上,雙方仍然能夠找到合作空間。[14] 所以,未來中國需要堅持聯合國在落實2030年議程中的領導作用,同時積極借助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平臺和多邊機制,努力與西方大國協調并共同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落實2030年議程設定的各項目標。
      第四,“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存在巨大的地緣政治風險和安全挑戰,而要在缺乏和平與包容環境的國家與社會中實現可持續發展可謂困難重重。“一帶一路”沿線許多國家現正處于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型時期,國內安全與發展態勢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由于地緣矛盾和宗教教派恩怨錯綜復雜,位于“一帶一路”沿線的西亞和北非等地區常年處于沖突和戰亂之中,部分國家始終處于爭端與敵對狀態。目前,烏克蘭問題和敘利亞危機已經出現長期化的演變趨勢,加上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恐怖勢力短時期內難以根除,而且正向歐洲大陸蔓延擴散,威脅范圍日益擴大。與中國相鄰的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亞國家在經歷內部轉型的同時,也時常遭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威脅。同時,“一帶一路”沿線的地緣政治風險不僅來自區內相關國家,很多情況下域內外大國的博弈也會進一步加劇風險。美國、俄羅斯、印度、日本等大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均擁有自己的傳統勢力范圍,或明或暗地對中國的合作方案進行戰略性防范與阻撓。以“絲綢之路經濟帶”所經過的中亞為例,該地區長期被俄羅斯視作“后院”,其他大國很難介入,美國借助阿富汗反恐戰爭得以涉足其中并與俄展開競爭。近年來,兩國先后推出自己的地區整合計劃。無論是俄羅斯的“歐亞聯盟”計劃還是美國提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在地域上都與“一帶一路”倡議存在較大重合,同時也會給“一帶一路”倡議帶來一定的地緣政治壓力。總體上看,以沖突、動蕩或競爭為主要特征的區域環境無疑將增加“一帶一路”倡議幫助沿線國家落實2030年議程各項目標和指標的難度和成本。

三、“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的方向
 
      考慮到“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在對接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困難與挑戰,中國需要在戰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實平臺、具體目標等層次明確對接方向,同時認真設計“一帶一路”倡議與沿線各國“內化”2030年議程的國家戰略對接方案,積極參與各國可持續發展監測指標設計和后續評估體系建設。
第一,要加強戰略理念的對接。“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之間理念相通、目標一致,都致力于推動包容、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發展的愿景與2030年議程提出的各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異曲同工。貿易暢通和投資便利化既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要素,也是實現2030年議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政策工具。同時,“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共同強調基礎設施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強包容式發展、聯動式發展等戰略理念的對接是實現“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整體對接的基礎性方向。包容式發展就是要減少全球經濟發展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問題,同時協調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方面等挑戰,讓位于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不同位置上的國家都能發揮自身優勢,共享發展機遇。聯動式發展旨在通過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貿易和投資,打破資金、技術、人才流動的藩籬,完善全球統一市場平臺,打造開放型世界經濟新體制。“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五大合作重點,很好地反映了包容式發展和聯動式發展的主題,有助于幫助沿線國家開展落實2030年議程的能力建設。
      第二,要尋求合作政策的對接。“一帶一路”倡議將加強政策溝通視作重要保障,致力于“構建多層次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旨在通過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的充分交流達成合作新共識。到2016年4月,中國加強政策溝通的努力取得了顯著成效,已與“一帶一路”沿線30多個國家簽署了合作文件。與此同時,2030年議程17項目標所包含的執行手段對開展國際合作提出了更高和更廣泛的要求,特別是目標17(加強執行手段,恢復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的活力)下的19個具體目標,比如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官方發展援助,幫助其實現長期債務的可持續性;為發展中國家籌集更多財政資源;促進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投資;在科技創新領域加強南北、南南和三角區域合作;向發展中國家轉讓技術;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能力建設支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確保其在世貿組織建立的多邊貿易體系下獲益;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統一,以促進可持續發展;加強全球可持續發展伙伴關系,支持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促進有效的公私伙伴關系;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統計能力,提高數據透明度;等等,涉及多項與建設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相關的國際合作。在此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溝通有必要超越沿線國家之間經濟發展戰略交流對接的層面,進而促使各國的國家戰略共同嵌入2030年議程建設可持續發展全球伙伴關系的各項合作指標之中,從而確保沿線國家在執行可持續發展國際合作政策時取得應有的共識。
      第三,要完善落實平臺的對接。2030年議程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平臺基本上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雙方政策框架內的“自有平臺”,以融資平臺為代表。對于“一帶一路”倡議而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是核心支撐機制,也是南北國家共同參與的發展融資平臺。同時,政府間可持續發展融資專家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ncing, ICESDF),以及第三次聯合國發展融資大會確定的綜合性發展籌資框架也為2030年議程全球伙伴關系建設尤其是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提供了融資平臺。未來,中國應繼續支持南北合作發揮國際發展籌資主渠道的作用,同時重點建設并經營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發展籌資新機構,使其與現有的可持續發展國際融資平臺進行適度對接。
      第二類是位于雙方政策框架邊緣的“相關平臺”,主要是聯合國系統內的一些組織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等。此類平臺是“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對接的重要落腳點,有利于發揮聯合國在構建全球發展伙伴關系中的核心地位與主導作用。“一帶一路”倡議的“貿易暢通”部分明確提出要“推動世界貿易組織《貿易便利化協定》的生效和實施”,而2030年議程也將完成世貿組織下的多哈回合談判,建立以普遍、基于規則、開放、非歧視和公平的多邊貿易體系作為促進國際貿易合作的重要前提。
      第三類是超脫于雙方政策框架范圍的“外部平臺”,比如“77國集團 中國”這一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南南合作平臺、融通南南合作與南北合作的G20平臺,以及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主要政府間國際論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等。此類平臺可以在更為具體的全球治理議題上為“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提供支撐。中國呼吁G20成員國在落實2030年議程方面先行一步,并將“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消除貧困,實現共同發展”列為2016年G20杭州峰會的四大重點工作領域之一。[15] “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成為中國作為G20主席國倡導落實2030年議程的重要抓手。
第四,要實現具體目標的對接。“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文件[16] 提出的合作重點與2030年議程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169個具體指標[17] 之間存在許多對接點,按相關程度由高到低大致可分為核心、重點和一般三類(表1)。
      首先,建設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網絡無疑是兩者對接的核心。“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對于基礎設施有著巨大而緊迫的需求,這與中國在產能方面的比較優勢高度互補。中國通過參與或支持沿線國家開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可以增強它們發展經濟的基礎,使其更好地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和價值鏈,從而加速其現代化進程。為此,“一帶一路”倡議將“設施聯通”設定為優先領域和首要目標,提出要“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復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并確定了交通、能源、通信三大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同時,這樣龐大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網絡又必須以包容、可持續的方式來搭建,在建設、運營和管理過程中融入綠色低碳理念,充分考慮氣候變化的影響。上述內容與2030年發展議程目標7(每個人都能獲得廉價、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化能源)與目標9(建設有韌性的基礎設施,促進包容性的可持續工業化,推動創新)下多項具體目標(如7.1, 7.2, 7.a, 7.b, 9.1-9.5, 9.a, 9.b, 9.c)高度契合,也最具對接的可行性。

表1  “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對接表


      其次,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可以成為對接的重點。由于種種原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彼此在經濟政策與發展戰略上的聯系和協調極其有限,貿易與投資壁壘繁多,區域合作水平長期在低位徘徊,不少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建設中還普遍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針對上述問題,“一帶一路”倡議將“貿易暢通”和“資金融通”作為兩大合作重點。2030年議程目標8(促進持久、包容性和可持續經濟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使人人有體面的工作)、目標10(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等也要求增加最不發達國家、非洲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內陸發展中國家獲得促貿援助(具體目標8.a)、外國直接投資(具體目標10.b)以及金融服務的機會,提高這些國家在國際經濟和金融機構決策過程中的代表權和發言權(具體目標10.6),兩者因此存在一定對應關系。
此外,衛生、教育、旅游、文化、科技、環保合作也為兩者對接提供了空間。“一帶一路”倡議倡導的“民心相通”對婦幼健康、傳染病防治、衛生人才培養、擴大獎學金名額與吸引留學生、城市道路建設、捍衛世界遺產、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科技創新等方面合作提出了相應要求,與2030年議程目標3(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的福祉)、具體目標4.b(到2020年,大幅增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和非洲國家提供高等教育獎學金)、具體目標6.a(到2030年,把圍繞水和環境衛生活動和方案開展的國際合作和能力支助擴展到發展中國家)、具體目標11.4(進一步努力保護和捍衛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具體目標12.6(鼓勵各個公司特別是大公司和跨國公司,采用可持續的做法,并將可持續信息列入它們按期提交的報告)、目標13(采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目標14(養護和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目標15(保護、恢復和促進可持續利用陸地生態系統,可持續地管理森林,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阻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等都具有相通之處。
      除認真對比和尋找不同層次的對接方向外,“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的對接還需要注意兩方面問題:一是認真設計“一帶一路”倡議對接沿線各國“內化”2030年議程的國家戰略的方案;二是在確保各國自主權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各國可持續發展監測指標設計和后續評估體系建設。如前所述,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幫助沿線各國進行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時必須做到因地制宜,這就要求“一帶一路”倡議充分兼顧沿線各國迥異的國情、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盡可能實現與各國“內化”2030年議程的國家戰略的對接,提出有針對性的國別方案。同時,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應致力于提高和改進沿線國家執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評估方式和評估能力。除繼續支持配合聯合國統計委員會設計全球指標框架進行后續評估外,中國還可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持續發展監測指標設計和評估體系建設。作為嘗試和探索,中國首先應幫助沿線國家充分認識數據革命在落實2030年議程中的重要性,共同尋求更好的數據來指導決策制定、目標跟蹤和履責監督,在全球數據伙伴關系的構建中發揮建設性橋梁作用。[18]

結 束 語

      作為具有廣泛包容性與開放性的發展平臺,“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曲”,而是各方共同參與的“交響樂”。“一帶一路”倡議并不局限于古絲綢之路的地域范圍,世界上各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國際和地區組織、跨國企業、國際非政府組織等均可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貢獻者和受益者。“一帶一路”倡議也不是要取代現有的國際和地區合作機制,而是與它們相互補充,共同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基于這樣的信念和原則,“一帶一路”倡議必將對打造合作共贏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隨著2030年議程的啟動,建立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實際上成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2030年議程的共同愿景。通過將“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進行適當對接,中國可以更為深入地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使其服務于建立平等均衡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目標,從而加速2030年議程在發展中國家的落實。對接之后,“一帶一路”建設也有望獲得增幅效應,超越單純的經貿合作范疇,正式升級成為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與金融合作為載體構建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綜合性倡議,收獲更多國際支持。盡管在“一帶一路”倡議對接2030年議程問題上目前仍面臨一些困難和挑戰,但兩者仍然能夠在戰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實平臺和具體目標等層次上找到明確的契合方向,相互對接不但可行,而且意義重大。
      同時,“一帶一路”倡議與2030年議程進行對接,對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中國倡議的國際效能也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通過將單邊倡議與世界各國普遍參與的全球發展議程相結合,中國可以在新國際發展治理體系與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過程中贏得更多的話語權,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通過單邊倡議與國際發展議程之間的緊密配合,中國也可以實現外交資源效應的最大化,以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的方式,有效改善國家形象;通過單邊倡議與全球發展議程的對比,中國還可以進一步明確轉型調整的國際身份,以及在國際發展合作事業中的角色定位,從而為促進國內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外部動力。




[收稿日期:2016-03-13]
[修回日期:2016-04-09]
[責任編輯:樊文光]
 

文獻來源:《國際展望》


注釋:

[①] 黃梅波、吳儀君:《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與國際發展治理中的中國角色》,載《國際展望》2016年第1期,第17-33頁。
[②] 隆國強:《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合作》,載《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第19-22頁。
[③] 在接替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新議程的制定過程中,其名稱曾幾度變更,但使用得更多的名稱是“聯合國2015年后發展議程”(UN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簡稱“聯合國2015年后議程”)。有關2030年議程的名稱變化的討論,可參見張春:《中國參與2030年議程全球伙伴關系的戰略思考》,載《國際展望》2015年第5期,第113頁。
[④]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頁。
[⑤] 《2015年后發展議程中方立場文件》,外交部網站,2013年9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1078969.shtml;《2015年后發展議程中方立場文件》,外交部網站,2015年5月13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 4904/tytj_674911/ zcwj_674915/t1263453.shtml。
[⑥] 赫夫曼:《“一帶一路”應該考慮到社會和環境的標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2016年2月4日,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31215/Document/1468125/1468125.htm
[⑦] Fred Krupp, “How to Keep Belt and Road Green?” China Daily, May 8, 2015, http://europe. chinadaily.com.cn/epaper/2015-05/08/content_20654025.htm.
[⑧] 參見劉倩倩、王小林:《減貧軟實力外交的時代意義》,載左常升主編:《國際發展援助理論與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247頁。
[⑨] 《習近平主席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的主旨演講》,新華網,2015年10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6/c_1116851045.htm
[⑩]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新華網,2015年5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05/c_1115187518.htm
[11] 劉怡君、王光輝、王紅兵:《未來15年“后發展議程”的目標選擇》,載《中國科學院院刊》2015年第5期,第593-601頁。
[12] 李志斐:《環境安全與“一帶一路”:戰略實施與安全挑戰》,載張潔主編:《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2016)——“一帶一路”:戰略對接與安全風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頁。
[13] Zhou Jiayi, Karl Hallding, and Han Guoyi, “The Trouble with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China Dialogue, June 29, 2015,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 8001-The-trouble-with-China-s-One-Belt-One-Road-strategy.
[14] 張春:《中美在“2015年后議程”框架下的合作可能性探析》,載《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研究報告》第9期,復旦大學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協同創新中心,2015年9月,第7-13頁。
[15] 《習近平在二十國集團峰會工作午宴上關于中國主辦2016年峰會的發言》,外交部網站,2015年11月16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t1315456. shtml。
[16] 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新華網,2015年3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finance/2015-03/28/ c_1114793986.htm。文中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內容,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此處。
[17] 參見聯合國:《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外交部網站,2016年1月13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pjdmgjxgs fw_684149/zl/t1331382.shtml。文中有關2030年議程目標、指標或執行手段,如無特別說明,均引自此處。
[18] 張春、高瑋:《聯合國2015后發展議程和全球數據伙伴關系》,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8期,第88-105頁。

网络购彩-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