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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院作者
非本院作者
坦桑尼亞中資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評估
張曉穎,王小林 2016-03-10
中資企業 企業倫理 社會責任 中非關系
簡介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其在非洲的行為受到的批評和質疑也不斷增加。按照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理論,文章從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四個角度對坦桑尼亞的中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進行全面評價。盡管中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存在不足,但應正視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避免僅就企業談社會責任,而應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同步評價,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應堅持有限原則。宏觀上,中國企業通過援助、投資、貿易形式進入坦桑尼亞,提升了坦桑尼亞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同時,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為跨國企業投資坦桑尼亞提供了硬件支持,為其進一步招商引資提供了保障。微觀上,中資企業以點帶面,為當地大量的未就業人員創造了低門檻的就業機會,拉動本地就業,有助于實現減貧。
正文

      對國家而言,實現崛起的基本前提是國家實力特別是經濟實力的重大提升。[①] 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支撐。企業“走出去”戰略是促進中國經濟全球化,實現大國崛起的重要戰略安排。進入21世紀以來,來自中國的跨國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及其對外直接投資開始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深刻影響,相應地也帶動國際政治格局的調整。
      在中非合作論壇機制下,中國政府鼓勵和支持本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興業,通過提供優惠貸款和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并與非洲國家探討促進投資合作的新途徑和新方式,中非雙方都在不斷制訂和完善相關政策,加強對非投資企業的引導,并提供便利和服務。中國與非洲國家商簽并落實《雙邊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和《避免雙重征稅協定》,與非洲國家共同營造良好的投資合作環境,保護雙方投資者的合法權益。[②] 非洲總體上對中國帶來的經濟影響持積極態度。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對7個非洲國家的民意調查,坦桑尼亞、尼日利亞、塞內加爾、烏干達、肯尼亞4國66%—80%的公眾對中國的評價是積極的;南非、加納兩國的這一比例分別為41%和52%。[③]
      盡管如此,中國企業在非洲也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批評和質疑隨之而來。這些批評和質疑既來自傳統上主導非洲事務的歐美國家,也來自非洲本土。批評的焦點集中在企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領域,如資源掠奪、環境破壞、工資水平低、用工條件差等。例如,英國廣播公司(BBC)于2011年播出紀錄片《中國人要來了》,從西方視角描述了中國人大量進入非洲后對當地造成的負面影響。該紀錄片以一種廣泛的大眾傳媒形式表達了西方社會對中國進入非洲的普遍認識和質疑。又如,金夫·阿迪蘇(Kinfu Adisu)認為,中國企業在非投資的主要動機是為了能源安全,以及支持其低成本產品出口市場,通過南南合作加強其國際政治地位。[④] 再如,美國前駐布基納法索和埃塞俄比亞大使史大偉(David Shinn)撰文指出,“2 000多家中國公司在非洲投資。大部分投資已經進入能源、礦業、建筑業和制造業。中國國有石油公司活躍在整個非洲大陸。”[⑤]
      盡管有不少批評,但對中國在非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案例研究卻相對缺乏。以此為出發點,本文將以坦桑尼亞的中資企業為例考察中資企業在非的企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以達到管中窺豹之目的,并嘗試解釋西方與非洲對中資企業責任的認知差異及其根源。

一、企業社會責任分析理論框架

      企業倫理(Business Ethics或Corporate Ethics)是應用倫理學或職業倫理學的一個分支,用于檢驗企業在商業環境中的倫理準則、道德或者倫理問題。它適用于企業管理的各個方面以及與個人和組織管理的相關方面。[⑥] 企業倫理實質上反映了一家企業的哲學觀念,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定位。企業倫理的價值取向往往通過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得以體現。因此,企業是否履行社會責任,或者說企業對社會責任的定位,實質上取決于企業倫理決策,取決于企業對自身的價值判斷。不同的學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各異,主要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是“古典觀”(Classical View),另一種是“社會經濟觀”(Socioeconomic View)。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恰好反映出兩種不同的企業倫理價值取向。
      持企業社會責任“古典觀”的經濟學家始終堅持認為企業的核心價值是經濟責任,是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在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將企業的資源以市場機制進行優化配置,提供就業,增加股東福利及上下游利益相關者的福利,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如果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或者以提高價格的方式轉移企業社會責任的成本,都會違背企業家的道德,同時會削弱企業的創新能力和企業本身的社會責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該學說的主要代表。他在《商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一文中指出:“企業的一項、也是唯一的社會責任是在基本的社會規則范圍內增加利潤。”[⑦]
“社會經濟觀”則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第二目標,企業的第一目標是保護和改善社會福利。為了實現這一點,它們必須承擔社會義務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成本。它們必須以不污染、不歧視、不從事欺騙性的廣告宣傳等方式來保護社會福利,必須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區及資助慈善組織,從而在改善社會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從企業社會責任的“古典觀”到“社會經濟觀”,實際上反映了社會對企業責任的邊界在認識上的不斷擴大。一方面,社會將法律、道德、社會福利、人權、環境、減貧等更多的責任附加給企業;另一方面,面臨種種社會壓力,為了實現自身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也在不斷擴大。但無限擴大的社會責任邊界,在不斷削弱企業作為一個組織的天然使命——創新與不斷創造財富。隨著這種邊界的不斷擴大,另一類組織即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應運而生。社會企業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社會企業的主要特征包括二個:企業導向,即直接參與為市場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社會目標,即有明確的社會或環境目標,如企業的社會目的主要是為窮人改善金融服務或醫療服務;企業家認識到社會問題的重要性,旨在運用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方法,可持續地提供社會服務,以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社會企業的出現,實際上為企業社會責任明確了邊界,企業的第一目標仍應該是股東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礎上承擔一定范圍內的社會責任。
      筆者認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應在一定企業倫理的約束條件下,堅持有限的社會責任原則。阿奇·卡羅爾(Archie B. Carroll)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有助于構建本文所涉及的企業社會責任的邊界。卡羅爾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四個部分: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⑧] 卡羅爾又進一步發展了社會責任模型,構建了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理論框架,指出經濟責任是基礎,向上依次是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⑨] 基于卡羅爾的研究成果,杰弗里·蘭托斯(Geoffrey P. Lantos)認為企業以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來進行慈善活動以回報社會并不是企業的必要行為。[⑩] 而芮懷川則提出,跨國企業對所在國產生的影響,重點是考察企業的投資、運營是否符合所在國的廣泛國家利益,是否在當地生產和提供服務的同時注重人的價值,是否支持所在國社會和環境方面的活動。[11]
      芮懷川和卡羅爾的企業社會責任論述各有所長,筆者嘗試將二者結合并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金字塔”框架(圖1):第一,經濟責任,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上企業的投資、運營應符合所在國的廣泛國家利益,如促進就業、減貧等;微觀上要做好企業自己的經營,為企業自身和職工創造福利;做到這兩點就是對社會的一份最大貢獻。第二,法律責任,企業要嚴格遵守所在國的勞動法、稅法、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合法經營,依法納稅,保護員工的合法權益,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做一個遵紀守法的企業。第三,倫理責任,企業在當地生產和提供服務的同時應注重人的價值和環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實現形式則是盡可能地發揮企業自身的優勢,以減少其實現社會責任的成本;此外,當企業自身在承擔這些責任過程中缺乏專業優勢和成本控制時,可以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第四,慈善責任,企業應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參與當地的社會公益事業。





      基于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分析框架,本文選擇坦桑尼亞為例來考察中國企業海外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現狀。之所以選擇坦桑尼亞,主要基于以下四點原因:第一,中國企業的投資遍布全球,但在非洲的經營行為卻飽受詬病,因此選擇一個非洲國家為切入點,在分析企業社會責任的同時回應“資源攫取論”、“新殖民主義”論調;第二,進入新世紀以來,坦桑尼亞的經濟發展狀況在非洲表現突出,從2005年至2014年,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6.5%以上,每年均高于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水平,外資流入持續增長,外匯儲備不斷增加,財政收入穩步上升。[12] 盡管如此,坦桑尼亞的貧困問題仍十分嚴重,2011年貧困率為28.2%,[13] 工業化、城市化水平較低,大量教育程度較低的青年無法就業。坦桑尼亞政府通過各種優惠政策吸引了大批投資者,因此也成為中國的熱門投資國家;[14] 第三,中國企業在坦桑尼亞的投資活動相當活躍,投資領域覆蓋了工業、農業、服務業等多個領域,投資貿易主體既有民營企業也有國有企業,能夠滿足非洲新興市場的發展現狀;第四,中國與坦桑尼亞建交早,開展的援助、貿易和投資時間長,因此通過坦桑尼亞案例可以從時間維度對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情況進行縱向分析。
為了真實全面了解中資企業在坦桑尼亞的生產經營情況,筆者于2013年參加了中國國際扶貧中心(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IPRCC)和英國海外志愿者服務社(Voluntary Service Overseas, VSO)組織的聯合調研,在坦桑尼亞開展了為期50天的調研(2013年8月27日—10月17日)。實地走訪了28個政府部門、企業、商會、非政府組織;其中國有企業8個、民營企業6個、商會和非政府組織5個、國際雙多邊機構3個、中坦政府機構6個。調研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三周為總體調研階段,主要任務是通過廣泛的基礎調研,摸清中資企業在坦桑尼亞的總體情況,包括中資企業的運營情況、坦桑尼亞的投資環境、投資者的困難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狀況等;第二階段四周為深入調研階段,對一家民營企業進行深入研究,通過深入觀察、問卷調查及焦點小組訪談的方法,記錄各類員工的生產工作情況,挖掘總結各種行動背后的邏輯關系。

二、在坦中資企業的基本情況

       (一)中國對坦投資不斷增長
      中國與坦桑尼亞的經貿合作早在1964年兩國建交時就已開始,但其快速發展仍是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之后。目前,中國企業在坦桑尼亞的主要活動集中在三大領域:一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執行中國政府對坦桑尼亞的無償援助、優惠貸款等援助項目;二是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對坦桑尼亞的投資活動;三是大量的小微民營企業在坦桑尼亞從事貿易和經營活動。
      盡管并非投資熱點地區,但坦桑尼亞穩定的政局對中國投資者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2013年初中國領導人成功訪坦之后,投資者對來坦投資的熱情快速升溫。中國政府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與非洲各國達成加強經貿合作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企業在坦投資的步伐。2006年,中國對坦桑尼亞直接投資就從2005年的96萬美元飚升至1 254萬美元,增速達13倍;2008年特別是2010年后更是進入快速增長期,到2012年已達1.2億美元(圖2)。[15]





      隨著年度投資的不斷增多,中國對坦桑尼亞投資的存量也持續增加。坦桑尼亞的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主要來自英國、中國、印度、肯尼亞等。出于歷史原因,英國長期以來都是坦桑尼亞的主要投資國。1990—2013年間,英國對坦桑尼亞的FDI存量占全部FDI存量的1/3以上。中國對坦投資從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之后開始迅速增長,截至2013年6月,中國已經成為坦桑尼亞的第二大投資國,[16] 并且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截至2013年6月,中國累計在坦投資455個項目,創造就業崗位8萬多個,累計投資21.7億美元,占坦桑尼亞FDI總量的15%。就FDI存量而言,排在中國后面的8個國家分別是印度、肯尼亞、美國、荷蘭、南非、加拿大、德國、意大利。[17]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對坦桑尼亞的FDI實際數字可能更大,因為個別企業通過出口加工區(Export Processing Zone)或者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目前在建)的投資因享受特殊優惠政策未被納入統計,承擔中國政府援助項目的中國企業的投資也不在統計范圍之內。
      (二)中國企業投資領域廣泛
      中國企業在坦投資領域很廣,主要包括制造業、基礎設施、農業、能源、服務業等。按照投資公司數量統計,制造業占了70%以上,包括成衣制造、家具制造、建材加工、制鞋等;其次是建筑業、服務業。與其他非洲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在坦桑尼亞注冊的自然資源型企業主要是以漁業為主。截至2013年6月,僅有少數礦產項目,但均處于籌備狀態。其中,四川宏達集團的煤電—釩鈦磁鐵礦資源綜合利用項目是一個較為大型的能源投資項目。四川宏達集團與坦桑尼亞國家開發公司(NDC)共同組建了合資公司——坦中國際礦產資源有限公司,其中宏達集團控股80%,NDC公司代表坦桑尼亞政府持股20%,聯合開發姆初初瑪煤礦(Mchuchuma)與里甘噶(Liganga)釩鈦磁鐵礦,項目計劃總投資30億美元,[18] 建設裝機容量為4×15萬千瓦坑口燃煤發電項目,年產100萬噸建筑用鋼材項目。[19]
      從投資額來看,制造業最多,占到近一半;其次是電信業,占總投資量的1/5。事實上,中國對坦投資遠高于相關統計。例如,華為公司承建中國政府推動的“坦桑尼亞骨干管線網絡建設”項目,雖然項目金額巨大,但多數屬于“兩優貸款”(無息貸款和優惠貸款的統稱)項目,因此未得到體現。
在坦活動的中資企業主要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種。國有企業100多家,多為承包商,項目多來自國家的“兩優貸款”。那些走出去較早的企業,如中國水利水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中地海外建設集團等,已成功中標國際項目并拓展為國際跨國公司。
      (三)民營企業成為“走出去”的主力軍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民營企業正成為中國企業投資坦桑尼亞的主力軍。加入WTO后,中國對外經貿體制進行了全方位改革。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新興市場主體日益成為中國開展國際經濟競爭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民營企業國際化經營的趨勢越來越明顯。2005年,中國政府頒布了“非公經濟36條”,明確提出要鼓勵民營企業“走出去”。2010年5月,國務院又發布了“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36條”)。自此,在國家的幫助和引導下,民營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明顯加快。隨著中坦投資政策的不斷開放,民營企業將越來越多地走進坦桑尼亞,參與到坦桑尼亞的經濟發展中。
      從規模上看,目前在坦投資的中資企業中,80%屬于中小型民營企業(SME),大約400家。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各國對中小企業的劃分標準不盡相同,但基本都依據從業人員數和營業額劃分,多數以300人或250人為中小企業的分界線。在坦桑尼亞,80%的民營企業雇工在100人以下,60%的企業雇員數不足50人,超過200名雇員的企業僅占7%。[20]
      從投資額看,按照坦桑尼亞的法律,外商直接投資的企業最小注冊資本金為10萬美元。截至2013年6月,共計445家中資企業在坦注冊,其中注冊資本超過3 000萬美元的企業有13家。[21] 圖3顯示了這13家企業以外的432家中資企業的注冊資金情況。從圖中可看出,90%的企業的注冊資本在500萬美元以下,超半數的企業注冊資本不到100萬美元。大多數企業的注冊資本剛剛超過坦桑尼亞的最小注冊金額要求。




三、中資企業在坦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狀況

      中國大部分企業在海外從事資源開發、工程承包、工業制造等業務,企業運營所在地多數存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高,甚至政局不穩、民族、宗教問題等高風險因素,因此主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既可以幫助中國企業提高運營合法性,也可使企業活動與所在社區的目標價值一致,獲得社區群眾的認可,利于企業開展活動。[22] 坦桑尼亞政局相對穩定,為“走出去”的中資企業提供了較好外部環境,但很多企業并沒有意識到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同時,坦桑尼亞并沒有強制性的條文約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主要依靠企業自身踐行社會責任。比較而言,中資國有企業的表現要好于民營企業,并且制定了較為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當然這主要是由于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推動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一)承擔經濟責任,增加就業作用顯著
      進入21世紀以來,坦桑尼亞的經濟增長速度令人滿意。但要保持這一增長態勢,坦桑尼亞政府必須在結構改革方面有所突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種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勞動力的途徑。實現這一目標最根本的就是要發展坦國內市場,拉動就業。[23] 世界銀行報告指出,中國用工成本增加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中國的企業家正在不斷尋找勞動力成本較低的投資國,這對非洲而言,是一個機遇。[24]
      在卡羅爾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框架中,承擔經濟責任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基礎。在非的中資民營企業多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明顯。據坦桑尼亞投資中心統計,截至2012年9月,中國投資為坦創造了8萬多個就業崗位,平均每家中資公司可以提供崗位158個(圖4)。需要指出的是,TIC的統計主要是民營企業,中資企業實際提供的就業崗位遠高于該統計,即使是民營企業,TIC的統計也不完全,例如華為公司注冊登記的崗位數為2,這其實是本地人管理崗位數,在具體項目實施過程中雇傭的工人數量相當多。例如,一個3 000萬—5 000萬美元的承包項目所需要的普通工人大約為3 000人,但由于此類項目的資金來源不屬于投資,因此未被TIC統計在內。





      研究表明,除了那些家庭勞動力不足或者有就業能力缺陷的家庭,多數的貧困家庭之所以貧困,是由于就業不充分。[25]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統計,坦桑尼亞青年的受教育程度非常低,55%的青年能完成初中教育,僅3%的青年能完成高中教育,如何保證受教育程度低的青年就業是坦桑尼亞政府急需解決的問題。[26]
      在坦桑尼亞的中資企業多屬于加工制造業企業。相對于那些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中資企業提供的崗位技術要求較低,經過簡單的培訓就能上崗,與非洲目前的勞動力現狀相符。因此,中資企業吸引了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從農村或貧困鄉鎮來到城市,在城市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然后將勞動所得寄回家鄉并幫助實現整體脫貧。根據筆者在JD[27] 服裝廠所作的民意調查,在對問題“選擇中國工廠的首要原因是什么”的回答中,58%的工人認為是因為“在中國工廠容易找到工作”,30%的人認為“這個工廠的技術、技能要求低”;高達76%的受訪者要寄錢給父母,幫助他們應付日常開銷。另外,在2013年入職的員工中,10%的員工在2012年失業時間在5個月以上,因此這份工作成為他們在2013年主要的生計來源。
      (二)承擔法律責任,遵守當地法律及國際規則
        絕大部分中資企業在坦桑尼亞能夠合法經營,并按照當地的法律法規雇傭工人、依法納稅、保障工人權益。根據筆者在JD服裝廠的調研,該廠與所有工作三個月以上的員工簽訂了用工合同,98%的員工表示廠方能夠按照合同要求,按時支付工資。在選擇“不能按時支付工資”選項的員工中,其填寫的延誤時間僅為1—2天。工廠除了保證工人按時領取工資外,還保證了工人集會自由、選舉自由的權益,工會領導、成員全部由工人選取產生。此外,廠方還建立了每月與工會代表開一次會的制度,保證了工會參與工廠管理、保護工人的權利。
      調研發現,確實有些企業在移民、納稅等方面或多或少的存在問題,但是正如TIC官員在訪談中回答的那樣,“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企業主自身要承擔大部分責任,但政府也要承擔一定責任。東道國政府在吸引外資、投資國政府在鼓勵企業對外投資的時候應該提供相應的培訓服務。但在這一問題上,中坦兩國政府顯然存在培訓缺失的問題。”[28] 在同企業主的交談中得知,企業了解法律知識的途徑很有限,主要是“從先來的企業主或朋友那里咨詢,政府只是不定期地對企業開展培訓。”[29]
      還有一些成立較晚的企業,盡管“走出去”不久,但由于是成熟跨國企業的供應商或分包商,因此在遵守國際規則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的優秀案例。1991年美國服裝制造商李維斯(Levi’s)雇用年輕女工在類似監獄般的環境中工作一事被媒體曝光后,引起美國公眾、勞工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的抗議,并遭到消費者抵制。為挽回公司形象,李維斯公司遂草擬了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要求其海外企業和供貨商遵守。李維斯公司還在1994—1995年間建立了相應的社會責任審核體系,開始審查自己的供應商。在這種背景下,耐克、阿迪達斯、GAP等企業先后發布了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守則,同時嚴格按照其準則選擇供應商。
      中國在坦桑尼亞的企業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一些新成立的中小型中國企業,在坦桑尼亞作為跨國公司的供應商,在開始時并無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認知,但在與國際大型采購商合作的過程中,嚴格遵守采購商的企業社會責任規則,從最初的被動接受,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制度和戰略。
      (三)承擔倫理責任,注重人的價值和可持續發展
      企業的倫理責任最核心的是要注重人本原則和環境保護。對于那些“走出去”較早的企業,它們中的很多已經意識到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對自身經營的重要性,并且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踐行企業社會責任。它們利用自己的特長開展培訓項目,不但解決了東道國的人力資源問題,還為當地群眾了解企業和中國提供了途徑,華為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在環境保護方面,中資企業的確存在很多不重視環保的行為,尤其是資源開發型企業,但在調研中也發現了中資企業參與廢舊物品回收加工的案例,例如坦桑尼亞P&P公司的主營業務是回收加工舊編織袋。
      (四)承擔慈善責任,參與公益事業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是提升企業品牌和知名度的有效手段,企業社會責任是公眾評價企業聲譽的重要指標之一。參與公益事業,改善當地民生,是中資企業最為常見的履行慈善責任的做法。調研發現,很多中資企業都有給地方政府或社區捐贈的經歷。一些企業還利用自己的優勢在施工的同時為周圍的村莊打井,為施工沿線的學校捐贈錢物,改善當地基礎設施、醫療、教育等方面的落后狀況。
       中資企業承建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往往會經過很多邊遠村莊或社區,針對沿線地區教學條件和設施落后的情況,中資企業通常會幫助當地社區學校建設校舍、圖書館、體育場等基礎設施,向學校捐贈學生用品、服裝,為當地居民提供食品,等等。對那些“走出去”時間較長的企業,大多數已意識到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必要性,并開始積極主動參與社區發展。例如中墾坦桑尼亞公司在發展過程中,根據職工訴求,在當地社區建立了職工醫院和學校,除了為職工提供便利外,還對外開放,使周邊社區的居民共同受益。

四、中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問題及改進措施

      (一)中資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問題
      中資企業在拉動就業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在支持社區發展、教育、醫療衛生、飲用水改善方面,以及社會捐贈方面均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總體來看還存在以下問題:
      第一,企業社會責任規范不統一。在國際上,通常用ISO26000(社會責任指南標準)和SA8000(企業社會標準)來規范、評價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作為自愿性標準,ISO26000在全球范圍內統一了社會責任的定義,并將社會責任的核心主題歸納為組織管理、人權、勞工實踐、環境、公平運營、消費者問題以及社區參與和發展等七個方面。除ISO26000和SA8000這些國際標準外,中國政府還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規規范企業社會責任(表1)。這些政策主要從環境保護、誠信經營等方面作了規定,其中《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更加詳細具體地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進行了規范,主要包括堅持依法經營、誠實守信、不斷提高持續盈利能力、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等八方面的內容。在參與社會公益事業中,規定國有企業要“積極參與社區建設,鼓勵職工志愿服務社會。熱心參與慈善、捐助等社會公益事業,關心支持教育、文化、衛生等公共福利事業。”
      為加強和規范民營企業境外投資并履行社會責任,國家發改委、外交部于2012年發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營企業積極開展境外投資的實施意見》,明確規定“加強民營企業境外投資企業文化建設,引導境外投資企業遵守當地法律法規,注重環境資源保護,尊重當地社會習俗,保障當地員工的合法權益,履行必要的社會責任。樹立中國企業依法經營、重信守諾、服務社會的良好形象”。
       政府出臺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多對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約束力,大型跨國公司則建立了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規范,如華為公司不但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戰略,同時定期公布企業社會責任執行情況,接受社會監督。一些被納入全球供應鏈體系的中小企業在履行采購商的企業社會責任規范時,主要是執行ISO26000和SA8000,但作為走出去的主力軍,絕大多數中小型企業沒有自己的企業社會責任規范,履行國家規范的意識也不強。




      第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不夠。除了國有企業和大型跨國民營企業外,大多數中小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不強。一些企業長期在非洲經營,受到部分國家政局不穩、政策不透明、民族糾紛等因素影響,企業投資短期行為特征明顯,不注重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此外,由于環境復雜,企業不能長期深入了解當地社會文化環境,無法掌握各方的利益結合點和矛盾點,導致其對投資目的地國的基本情況缺乏了解,致使其本土化努力面臨重重困難。
第三,缺少公益項目整體戰略和文化。主要表現為: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缺乏長期、整體規劃,公益項目往往都是臨時性的,沒有長期穩定的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指導;企業內部缺少公益文化培育,導致企業公益觀念不明晰;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的組織機構不完善;等等。此外,中資企業缺乏有效管理公益項目的能力和經驗,導致許多海外公益項目虎頭蛇尾,缺乏專業性指導。
      第四,企業公共關系能力不足,如宣傳能力、與媒體互動能力等。許多中資企業的海外公益項目往往注重公益捐助本身,忽視了重要的媒體宣傳,不注重公眾反應、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此外,企業公關應急能力較差。針對海外媒體的負面報道,總是被動防守,不能有效出擊。
第五,公益項目偏愛“上層路線”,缺乏“草根互動”。中資企業在實施海外公益項目時,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是注重走“上層路線”,只重視與政府高層打交道。它們往往簡單地認為,只要得到政府高層支持,企業海外公益項目就可實現預期的效果。但事實并非如此,許多公益項目因缺少基層群眾支持而缺乏持續性。此外,企業往往習慣單獨運作,不注重與專業的非政府組織合作,往往陷入事倍功半的境地。
      (二)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宣傳和監管,營造企業參與東道國社會發展的良好氛圍。對在坦中資企業而言,無論規模大小都是跨國企業,都承擔著塑造國家形象、開展公共外交的使命。根據前文分析,中資企業在經濟責任方面表現突出,在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方面有待進一步加強。尤其是在倫理責任和社會責任方面,多數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認識不夠,因此政府、媒體應該加大宣傳力度,為中資企業參與當地社區發展提供支持。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引導和監管明顯強于對民營企業,這與我國企業在海外的發展現狀明顯不符,因此國家應該給予民營企業更多的關注與引導,加大對民營企業參與當地社區發展案例的宣傳與推廣,鼓勵海外民營企業在履行經濟責任以外增加對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的投入,積極融入當地社區。
      第二,發展壯大中國商會、行會力量。從西方企業的發展經驗來看,行會是企業對外投資過程中的重要非政府組織。對中國企業而言,商會在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存在感不強,尤其是對于“走出去”的企業而言,商會、行會的作用更加有限。作為非政府部門,商會、行會可通過與企業、政府合作或公私合作(PPP)的形式,成為企業與投資國之間的橋梁。例如,商會、行會可以通過培訓班、研討會、企業宣講等形式加強對我國及東道國政策法規的宣傳、培訓等,或者通過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合作,開展針對中國企業的法律援助項目,增強企業對當地法律法規的了解,引導企業在當地開展良性競爭。對中小企業而言,可以通過企業聯盟的形式提升自身能力,增強抵御公共風險的能力,幫助企業發展。
      第三,立足自身優勢,發展合作伙伴。中資企業在坦桑尼亞開展社會責任項目時多采用“自我代理”的形式,即企業根據自身優勢選擇領域開展社會責任項目。例如,華為公司為當地大學開展的IT培訓;又如,大多數國有企業提供的社區服務。這些做法的優點在于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特長為所在社區提供服務,缺點是所提供的服務數量、專業程度有限。
      在坦桑尼亞,非政府組織眾多,企業或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已經是普遍現象,民眾對非政府組織開展的社區發展項目認可度極高。因此,中資企業可以嘗試與國內或國際發展組織合作,通過委托代理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形式參與所在社區的社會發展事業,利用非政府組織的民間性、草根性宣傳企業,從而促進企業融入當地社會。

 


[收稿日期:2015-12-13]
[修回日期:2016-02-04]
[責任編輯:陳鴻斌]
 


文獻來源:《國際展望》


注釋:

[①] 張春:《中國實現體系內全面崛起的四步走戰略》,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5期,第49-63頁
[②] 詳見《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外交部,2006年1月。
[③]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為美國智庫,其調查問卷及結果詳見:“China’s Growing Economy,” Global Indicators Database,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20, 2016, 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70/group/5/
[④] Kinfu Adisu, Sharkey Thomas, and Okoroafo C. Sam, “The Impact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Af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Vol. 5, No. 9, 2010, pp. 3-9.
[⑤] David Shinn, “China’s Investments in Africa,” Chinausfocus.com, November 1, 2012, http://www.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chinas-investments-in-africa.
[⑥] Alexei Marcoux, “Business Ethics,” in Edward N. Zalta, et. al., ed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08 Edition,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08/entries/ ethics-business/.
[⑦] [美]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胡雪峰、武玉寧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6頁。
[⑧] Archie B. Carroll,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4, No. 4, 1979, pp. 497-505.
[⑨] Archie B. Carrol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volution of a Definitional Construct,” Business and Society, Vol. 38, No. 3, 1999, pp. 268-295.
[⑩] Geoffrey P. Lantos, “The Boundaries of Strategi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Vol. 18, No. 7, 2001, pp. 595-632.
[11] 芮懷川:《中國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載《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研究報告》2013年第1期,第1-18頁。
[12] 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tanzania#cp_wdi
[13] 同上。
[14] 《坦桑尼亞贏得大規模中國投資》,中國駐坦桑尼亞經濟商務代表處網站,2014年11月11日,http://t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411/20141100792972.shtml
[15] 在投資額的統計方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和坦桑尼亞投資中心(The Tanzania Investment Centre, TIC)的數據存在不一致現象,為保證本文數據的權威性,此處選取《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需要說明的是,TIC成立于1997年,在1997年頒布的《坦桑尼亞投資法》(Tanzania Investment Act)中,該中心被定義為坦桑尼亞政府下設的負責協調、鼓勵、推動、促進投資及向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投資政策支持和建議的政府部門。中國駐坦桑尼亞使館、坦桑尼亞總統公開演講及其他坦桑尼亞機構公布的中國對坦投資數據均以TIC數據為基礎。鑒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局限性,本文在具體分析中國對坦投資領域、類型等問題時采用了TIC的數據,上述反映的是2005—2013年6月,中國企業在坦桑尼亞投資金額的增長情況。
[16] 《呂友清大使在第二屆中國品牌商品非洲展上的講話》,中國駐坦桑尼亞大使館,2013年9月10日,http://tz.china-embassy.org/chn/sgdt/t1076392.htm
[17] 根據TIC數據計算。
[18] 《四川宏達集團在坦桑尼亞投資煤電鐵一體化項目簽約儀式在達累斯薩拉姆舉行》,商務部網站,2011年9月22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jyjl/k/201109/2011090775 2912.html。
[19] 劉滄龍:《全力確保坦桑尼亞投資項目順利開工高效建設》,宏達集團網站,2014年11月26日,http://www.sinohongda.com/html/news/show_1_7896_w1_zh.html
[20] 根據TIC數據計算。
[21] 根據TIC數據計算。
[22] 鐘紅武、張蒽、魏秀麗等:《中國國際社會責任與中資企業角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6頁。
[23] Dinh T. Hinh, Light Manufacturing in Africa-Targeted Policies to Enhanc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Create Job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3, p. ix.
[24] Ibid., p. 8.
[25] 蔡昉、王美艷:《支持包容性發展的人口與就業政策》,載《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研究報告》2013年第9期,第2頁。
[26] UNESCO, “Tanzania Education Sector Analysis,” in UNESCO Digital Publication,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1/002152/215247e.pdf, 2011, pp.105-107.
[27] 按照國際慣例,本文在分析過程并未出現真實的受訪者姓名和企業名稱,受訪企業用JD指代。
[28] 筆者對TIC研究部部長的訪談,達累斯薩拉姆,2013年9月16日。
[29] 筆者在第二屆中國品牌商品非洲展上對參展企業的訪談,達累斯薩拉姆,2013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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