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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開發銀行的發展創新
張海冰 2016-11-22
新開發銀行 金磚國家 國際發展合作 發展創新
簡介
金磚國家合作成立新的開發銀行,到底有哪些發展創新?本文認為,這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新的主體身份,金磚國家從世界銀行的“畢業生”成為新開發銀行的出資人和股東,為南南合作提供更多且更具創新性的發展理念和發展資源;二是新的治理原則,強調平等共治的新原則,改變國際發展合作領域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合作格局;三是新的發展角色,在國際發展合作體系中,新開發銀行既扮演合作補充者的角色,也扮演競爭和變革者的角色;四是新的合作紐帶,以共同發展使命取代價值觀基礎作為合作的紐帶,更加注重發展的實效。對于新開發銀行而言,未來將面臨一系列重要任務和挑戰,如發展融資創新和財務可持續性,擴大社會影響力和凸顯金磚特色,風險控制和可持續發展,以及服務金磚國家和更好惠及發展中國家,等等。新開發銀行未來更多的創新將取決于其治理模式是否能有效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和挑戰,并且實現創新性的突破。
正文

金磚國家合作成立了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①] 又稱金磚開發銀行,這對于國際發展合作而言意味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執掌世界經濟運行半個多世紀。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產物,世界銀行長期以來一直居于國際多邊開發銀行體系的首要和核心地位。2014年正式成立的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打破了主要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發展合作格局,并被冠之以“新開發銀行”的名稱。很顯然的是,新開發銀行的“新”,遠遠超過新成立的國際開發銀行這一事實。本文認為,新開發銀行的“新”主要體現在主體身份、治理原則、發展角色與合作紐帶等四個方面的發展創新。

一、新的主體身份:世界銀行的“畢業生”與新開發銀行的出資人

金磚國家發展面臨的新挑戰是傳統開發銀行體系所無力應對和解決的。傳統開發銀行的宗旨和主要職能聚焦于最不發達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的發展問題,主要圍繞減貧開展經濟、社會、教育、醫療、政府治理等各方面的發展合作并實施援助項目。例如,世界銀行的主要任務是減少極端貧困和共享繁榮,并且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消除極端貧困。已經進入中等收入或中高收入的新興市場國家并不是傳統國際多邊開發銀行資助的主要目標國家。根據世界銀行2015財年貸款畢業線的調整來看,[②] 金磚五國都已經不具備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IDA)無息貸款的資格。其中,只有印度由于剛達到IDA貸款畢業線,暫時享有世界銀行提供的過渡期貸款。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印度2013年人均國民收入(GNI)為1 570美元,已經超過畢業線,但是印度的極端貧困人口比例仍占其總人口的20%左右。[③] 如此龐大的貧困人口規模,使得印度的減貧任務十分艱巨,也對實現全球減貧目標構成巨大壓力。據世界銀行估算,2013年中國的人均GNI為6 550美元(2012年為5 740美元),仍是符合世界銀行貸款資格的國家,但是也即將面臨“畢業”。
就金磚五國而言,目前普遍面臨的新挑戰是實現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和保持經濟相對高速增長,以適應不斷加速的城市化進程,特別是基礎設施領域的融資。依靠傳統的國際開發銀行體系,已經很難滿足這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善的融資需求。目前,電力短缺已經成為困擾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大難題,即將舉辦奧運會的巴西也面臨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和巨大資金需求的問題,更不用說力圖開發遠東地區的俄羅斯也迫切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建設資金。根據世界銀行《2014年度發展報告》顯示,由于發展中國家需要在2020年底之前每年投入約1萬億美元,才能解決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因此幫助發展中國家滿足其基礎設施建設需求是世界銀行的最大業務之一,涉及資金總額為190億美元,占其向客戶國提供的資金總額的47%。[④] 但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仍存在巨大的資金缺口,即使加上其他地區性開發銀行的資金也不足以彌補。
資金從哪里來,對于已經或即將從世界銀行“畢業”的金磚國家而言,尋找新的資金來源成為必然選擇,由此金磚開發銀行應運而生。金磚五國也實現了發展身份的轉變,成為新的國際開發銀行的出資人。此外,在新開發銀行建立初期,這五個成員國既是出資人,也是借款人。新開發銀行的初始規模是1 000億美元,首次出資為500億美元,每個成員國100億美元。作為出資人,如何管理好和用好發展資金,需要應對的問題遠比僅僅作為借款人要多得多,而且也更為困難。因此,觀察新開發銀行的創新,首要的問題是分析作為創始成員國的五個國家,如何平衡好出資人和借款人之間的雙重角色。與此同時,這種雙重角色也為新開發銀行更好地結合各成員國自身發展經驗、更有針對性地為合作伙伴國提供發展項目資助,有效開展國際發展合作實踐創造了有利條件。
作為新開發銀行的創始成員國,金磚五國除了服務于自身的發展外,還應考慮如何更多地貢獻于南南發展合作,特別是在發展經驗和知識分享方面。對此,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認為,新開發銀行有五個方面的創新:“一是創新發展理念。應堅持求同存異、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理念,支持各國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實踐和模式,促進發展理念的多樣化、經驗的學習與借鑒。二是創新服務模式。積極為發展中國家提供量身定做的產品和服務,為實現跨越式經濟發展和共同繁榮提供所需要的資金支持和經驗借鑒。三是創新組織結構。設計精簡和扁平化的組織架構、靈活高效的業務運作流程,不斷提高機構決策和運行效率。四是創新金融工具。不斷拓展投融資渠道,豐富融資方式,降低融資成本,并積極穩妥地推動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模式的廣泛應用。五是創新國際實踐。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并沒有所謂的‘最佳實踐’。金磚銀行要在借鑒現有多邊開發機構好的做法基礎上,勇于創新,努力追求更好的國際實踐。”[⑤]
借款人和貸款人,援助方與受援方的雙重角色,將有助于金磚五國在新開發銀行的運作中更好地選擇和實施發展項目,分享發展經驗,引領發展理念。

二、新的治理原則:改變國際發展合作中的不對等

新開發銀行的治理原則不同于傳統的開發銀行,平等共治是其最突出的特點之一。傳統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基本上都是大股東主導的治理模式,按照經濟實力決定出資比例,投票權與出資比例掛鉤。另外,世界銀行的歷屆行長皆是美國國籍,現任行長金墉也是韓裔美國人,亞洲開發銀行的行長自成立以來也都是由日本人擔任。金磚開發銀行則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行長由五個成員國家輪流委任,第一任行長來自印度,董事局主席來自巴西,理事會首屆主席來自俄羅斯。中國上海被選為總部所在地,新開發銀行的非洲區域中心則設在南非。五個成員國平等分享這一新的多邊開發銀行治理權力,開創了國際多邊開發銀行的全新治理模式。
對于新開發銀行的治理創新,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作出了這樣的評價:“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建立,體現了一種創新的機制模式,反映了金磚國家改革的理念。它確實與現有的開發銀行不同,它的構成不是以經濟規模作為股權分配的基礎,而是按照平等的原則,五個國家平分股權份額,各占20%,這在開發銀行機制上確實是一種新的探索、新的嘗試,也是一種新的革新。”[⑥]
平等的治理原則體現了南南合作的內在精神。就南南合作而言,其精神內核在于平等,援助方與受援方應該是一種平等合作的伙伴關系,而非導師和學生的關系。平等合作在發展領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因為強加貸款條件和主觀臆斷的發展計劃所導致的援助失敗。20世紀80年代,世界銀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實施的結構改革計劃,大力推進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進程,不僅沒有幫助非洲擺脫貧困,反而制造了新的發展困境。為了獲得援助貸款,非洲國家被迫采取財政緊縮政策,減少公共開支,導致公共基礎設施投入嚴重不足。同時,過激和過急的自由化和私有化進程,導致非洲受援國的國有資產迅速流失,貧富分化加劇,新的動蕩和衰退使非洲大陸的發展重新陷入停滯狀態。結構改革計劃的失敗說明,發展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自由化模式,關于如何促進發展的制度設計也不可能千篇一律。
近年來,世界銀行也越來越強調發展合作的針對性,提出國家合作的新方法,這種方法的核心是“國別伙伴框架”(CPF),它將取代目前的國別援助戰略(CAS),在充分考慮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加快實現受援國消除極端貧困和共享繁榮的目標。為此,世界銀行推出新的系統性國別診斷(SCD),為制訂CPF提供更為全面的參考數據和資料。世界銀行工作方法正調整為以受援國為中心,將重點置于對該國發展議程最為重要的問題上,而非對世界銀行集團最重要的業務問題上,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轉變。同時,這也表明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強調更具針對性和靈活性的發展方案正在取代過去那種以經濟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為附帶條件的統一僵化方案。
新開發銀行將更多地結合金磚國家自身的發展經驗,通過首批自薦樣本項目,探索更為有效和多樣化的發展方案。同時,新開發銀行從成立之初就秉持平等的治理原則,不僅有利于新開發銀行更好地協調不同意見,也有利于借款國發揮更大的自主性。只有基于平等協商的發展合作,才有可能最大限度調動發展伙伴的積極性,發展項目才有可能出現更多的創新嘗試。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問題,不僅取決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基礎和資源稟賦,還涉及政治、文化、社會、地理甚至宗教等更為復雜多元的因素。沒有一種發展方案是萬能鑰匙,因此新開發銀行在探索發展的道路上必須將平等作為核心原則之一。平等治理原則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新開發銀行的治理將采取平等的協商一致原則;另一方面,發展項目將采取不附加政治經濟條件的平等合作原則。而這兩方面的特點正是傳統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所欠缺的。

三、新的發展角色:與傳統國際多邊開發銀行在競爭中共生

對于金磚國家成立新開發銀行將會對全球多邊開發銀行體系乃至全球經濟治理產生何種影響,一直存有較大爭議。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是“補充論”,認為新開發銀行是對現有國際多邊開發銀行體系的補充;這也是金磚五國對該銀行的定位。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成果《福塔萊薩宣言》指出:“該銀行將本著穩健的銀行業經營原則,深化金磚國家間合作,作為全球發展領域的多邊和區域性金融機構的補充,為實現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的共同目標作出貢獻。”[⑦] 新開發銀行首任行長瓦曼·卡馬特在開業演講中表示,“金磚銀行并不是要挑戰現有體系,而是要不斷補充現有體系,銀行運營中將盡量采用最佳實踐,并以此為基礎,爭取做得更好。”[⑧] 二是媒體廣為傳播的“挑戰論”,[⑨] 認為新開發銀行是對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挑戰,同時也是新興市場國家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權改革受阻的回應。代表性的觀點是:“盡管從西方的輕蔑態度中看不出金磚國家的計劃有利于世界發展,但事實的確如此。有兩種立場:一是對五個國情迥異的國家有條理地組建機構并維持運行的想法嗤之以鼻;二是擔心世界銀行和IMF所象征的世界秩序將崩潰。”[⑩]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挑戰論”本身并不成立:“那種認為金磚國家將‘威脅’或‘推翻現有國際秩序’的觀點充滿了民族中心主義的邏輯,因此只有發達國家認為這種觀點是成立的。”[11] 此外還有人擔心,新開發銀行可能加劇國際發展合作體系的碎片化。
客觀地講,新開發銀行兼具補充性和競爭性影響,因其順應了國際發展合作體系變遷的客觀趨勢和需要。在世界銀行負責歐洲和中亞國家的前副行長約翰尼斯·林(Johannes F. Linn)看來,“國際發展合作體系正在發生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國際發展融資體系發生變化。從發展融資的來源來看,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傳統國際發展合作體系由三個支柱構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多邊開發銀行(MDBs)的多邊官方支柱,來自工業化國家發展援助機構的雙邊官方支柱,商業銀行和投資者組成的私人支柱。21世紀以來,私人投資者、次區域開發銀行以及大量針對特定領域的垂直基金在國際發展融資體系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第二個變化是南北國家分野的消失。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成為國際發展合作的資金和技術提供者”。[12] “新開發銀行肩負著促進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的歷史重任,是國際發展體系的一個新成員和新伙伴。在全球基礎設施融資需求巨大、發展資金嚴重匱乏的背景下,新開發銀行是對現有全球和區域多邊開發機構的有益補充。從歷史經驗看,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設立,不僅沒有削弱世界銀行等已有多邊開發銀行的影響力,而且增強了多邊開發性金融的整體力量,是對現有多邊發展體系的強化。特別是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的形勢下,新開發銀行將為國際發展事業作出積極貢獻。”[13]
總之,新開發銀行的加入正在使國際發展合作體系發生新的變化。一方面,它開拓了新的國際發展合作融資渠道,兼具傳統開發銀行和針對特定發展領域的垂直基金的優勢,同時新開發銀行的職能和宗旨更聚焦于基礎設施建設和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項目。另一方面,新開發銀行的加入也產生了真正的“鯰魚效應”。多元國際發展合作主體之間如果能夠形成良好的競爭或分工,并開展合作,則有可能提高援助效率,取得發展成果。總之,國際發展合作體系在資金使用、治理方式、項目選擇、發展理念等各方面都應該做出順應時代發展的新調整,而新開發銀行加速了這一調整進程。

四、新的合作紐帶:以發展使命取代價值觀導向

新開發銀行建立的基礎在于金磚五國共同發展的現實需要,有別于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和發展機構所強調的共同價值觀基礎,也不會在發展合作項目中附加具有價值觀導向的政治或者經濟條件。因此,新開發銀行不是一個價值觀綁定和輸出的開發機構,而是以實現共同發展為紐帶的新興開發銀行。
如果觀察七國集團的合作,共同的價值觀似乎是有效合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對于金磚國家而言,不同的政治體制、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民族構成和發展階段等導致它們很難找到或構建共同的價值觀基礎。“除了同為金磚國家之外,這五個國家沒有多少共同點;而金磚一詞不過是高盛(Goldman Sachs)構想出來的一個營銷概念。與普通的多邊集團不同,金磚國家在地理上相對分散,不具備地緣上的親近感。而且國家之間規模差異巨大,不屬于同一重量級,其中中國的經濟規模是南非的24倍,這意味著金磚集團很難實現內部權力的公平分配。”[14] 對于這一新生的開發銀行,多數質疑也正是緣于這種巨大的差異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金磚五國能夠走到一起?顯然,僅是高盛的創意概念是不夠的。從根本上來看,促使金磚國家加強機制化合作的紐帶在于其共同的發展使命。
從國際層面看,這一發展使命在于改革不公平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爭取話語權并擴大影響力。金磚五國在各自地區都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并且都希望能夠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力,擁有更多話語權,而金磚合作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在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一份展望2015年的報告中,專門討論了金磚國家中與西方擁有共同價值觀的三個民主國家(印度、巴西和南非)為何對金磚合作和組建新的開發銀行有強烈興趣。報告的一個基本結論是發展的現實需要:盡管印度視中國為經濟和政治競爭對手,但在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上與中國有共識;巴西雖然是拉美地區大國,但受制于美國影響,需要在國際上拓展新的發展空間;南非則將金磚合作看作對抗西方影響的平衡力量,可增強其在非洲地區的影響力并獲得更多投資機會。[15]
從國內層面看,共同的發展使命是實現各自經濟發展。世界上沒有現成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世界經濟經歷多次危機證明,沒有一種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是通用的。對新興市場國家而言,普遍面臨著發展和轉型的問題,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成為必然選擇。因此,共同的發展使命才是將金磚五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紐帶。2015年7月,習近平主席在俄羅斯烏法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上發表題為《共建伙伴關系 共創美好未來》的主旨講話,強調要構建促進共同發展的伙伴關系:“我們要以建設利益共享的價值鏈和利益融合的大市場為目標,共同構建更緊密的經濟伙伴關系,發揮各成員國在資源稟賦、產業結構上的互補優勢,合力拓展更大發展空間”[16]
為實現共同發展目標,新開發銀行選擇聚焦基礎設施建設。如果說傳統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是門類相對齊全的發展銀行,那么新開發銀行則是更具針對性的專業性開發銀行。從這個意義上講,新開發銀行是一種創新性的探索嘗試。而且,將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發展合作的重點,是結合五個成員國現實發展需要的務實選擇。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來講,既包括硬件方面的基礎設施,如道路、橋梁、電力供應、能源資源的運輸通道建設等,也包括軟件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如完善社會治理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人力資源培訓和教育資源的投入,以及醫療衛生領域和環境保護領域的資源投入,等等。可以認為,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新開發銀行的功能重點,不僅可以切實帶動經濟發展,而且也將促進技術、教育、福利等各個社會領域的能力建設和完善。更為重要的,新開發銀行介入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促進私人資本進入這一領域,從而動員更多的社會資金和力量來彌補基礎設施建設缺口,服務于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

結語:挑戰與創新

新開發銀行的探索才剛剛開始,對于一個新生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而言,預估挑戰和不確定因素尤為重要。新開發銀行未來更多的創新將取決于其治理模式是否能夠有效應對各種潛在的不確定性和挑戰,以及能否實現創新性的突破。
從挑戰的角度看,新開發銀行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確保財務可持續性,這是新開發銀行可持續運營的前提。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投融資基本上都面臨資金投入量大、建設周期長、回報很難在短期內兌現以及潛在政治、經濟甚至安全風險高的問題。如何從機制和制度上有效化解這些潛在的風險?新開發銀行在資金提供方面是否具備可持續增資的可能?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馬修·古德曼(Matthew P. Goodman)在評價新開發銀行時曾質疑,“從資金募集來看,新開發銀行初期每個國家繳付100億美元,并且未來要確保五個創始成員國的總股本比例始終不低于55%,在后續增資中,如何確保資金實力較弱國家如南非的資金繳付?”[17] 總之,對于新開發銀行而言,資金的安全、資金的分配和增資的來源都是需要認真考慮和規劃的問題。
其次,如何擴大新開發銀行的社會影響力,并彰顯其優勢?就項目領域而言,基礎設施建設涉及環境問題及人員轉移安置等諸多社會問題,很有可能會對新開發銀行的社會形象帶來負面影響。新開發銀行能夠比傳統開發銀行和雙邊發展合作做得更好嗎?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內森·希茨(Nathan Sheets)認為,“金磚銀行的有效運作需要兩點:一是重視其對現有機制的補充性和附加性;二是吸取發展融資方面的經驗教訓,包括良好的治理、債務的可持續性、充分考慮和強調環境問題。”[18] 鑒于基礎設施建設可能引發的問題涉及一整套項目制度設計,新開發銀行能否獨辟蹊徑創新性地加以應對?因此,新開發銀行在發展項目選擇、項目實施、發展理念和社會貢獻等方面都需要有審慎和長遠的戰略考慮,突出金磚特色是核心。
再次,對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業務的開發銀行而言,一個明顯的難題是風險控制。傳統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并非不重視基礎設施建設,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又是一個常態化的瓶頸,其主要原因除資金不足外,風險控制是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投資基礎設施項目的風險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經濟風險。作為一個開發銀行,必須要考慮資金的可持續性、財務的可持續性問題。以金磚五國目前的信用評級來看,在國際市場籌措資金并非易事。二是政治和安全風險。跨國和跨地區基礎設施項目,尤其是那些可能涉及脆弱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往往也是受到政治和安全風險影響最多和最難應對的項目。盡管這些項目可能對減貧和發展大有裨益,但是不可控的政治動蕩和安全因素依然是首當其沖的制約因素。三是社會和環境風險。因此,新開發銀行在項目風險評估和風險控制方面,需要更多投入。
最后,新開發銀行在更好地服務金磚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如何惠及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從目前發展看,新開發銀行的首批項目將來自五個成員國的自薦,且首批項目預計將在五個金磚國家成員國國內。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第三屆金磚國家財經論壇”上透露,“金磚五國的臨時董事都一致表示,要按照金磚國家領導人的要求,盡快準備好各自國家的一到兩個有質量的項目,確保新開發銀行一旦投入運作,盡快實現金磚國家的首批項目。我們期望通過各國共同努力,確保新開發銀行在2015年底之前投入運作,切實促進金磚國家基礎設施的發展和經濟的增長。”[19] 這種先內部試驗的作法不失為一種謹慎的操作策略。但是,如何使新開發銀行成為更多發展中國家的融資新渠道,需要給予足夠的關注。否則,新開發銀行很容易被看作是一個服務于小集團的組織。此外,就國際發展合作而言,新開發銀行除了資金上的貢獻外,如何在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的知識分享上作出更多貢獻也是必須加以考慮的課題。越來越多的案例表明,對發展的不同認知正影響著不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貧困人群對基礎設施類發展項目的看法多樣化。如果一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有可能改變當地的生態和人居模式,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來自環境保護和社會文化傳承方面的質疑。經濟發展并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地區對發展的全部定義;相較于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越來越深入人心。對此,新開發銀行想要比傳統開發銀行做得更好,就需要對發展問題提出更好的、更具創新性的解決方案。
總體而言,新開發銀行的建立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意味著國際發展合作體系正朝著更加多元和平等的方向發展。人們也期待新開發銀行能夠在基礎設施建設這一傳統發展領域,作出新的時代貢獻。


 

[收稿日期:2015-08-04]
[修回日期:2015-08-28]
[責任編輯:陳鴻斌]

 


文獻來源:《國際展望》


注釋:

[①] 2015年7月21日,金磚開發銀行正式更名為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并在上海舉行了開業儀式。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新開發銀行印度籍行長瓦曼·卡馬特和上海市有關領導參加了開業儀式。
[②] 世界銀行2015財年貸款畢業線為:1. 符合國際開發協會(IDA)自營工程國家的畢業線為人均GNI不高于1 045美元(2014財年為1 035美元);2. 符合IDA貸款資格國家的畢業線為人均GNI不高于1 215美元(2014財年為1 205美元);3. 符合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貸款資格國家的標準為人均GNI超過1 215美元(2014財年為1 205美元);4. 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畢業線為人均GNI超過7 185美元以上(2014財年為7 115美元)。上述畢業線的適用期為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世界銀行調整2015財年貸款畢業線》,財政部網站,http://gjs.mof.gov.cn/pindaolie biao/xmdt/ zcdt/201406/t20140613_1098731.html。
[③] 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世界銀行網站,2014年,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 india。
[④] 世界銀行:《2014年度報告》,世界銀行網站,http://www.worldbank.org.cn
[⑤] 樓繼偉:《在“新開發銀行:從理念到現實”國際研討會上的開幕致辭》,財政部網站,2015年7月29日,http://gjs.mof.gov.cn/pindaoliebiao/gongzuodongtai/201507/t20150729_138 6289.html。
[⑥] 朱光耀:《金磚成員國合作進入機制化進程》,中國經濟網,2014年12月15日,http://in tl.ce.cn/specials/zxxx/201412/15/t20141215_4126626.shtml。
[⑦]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福塔萊薩宣言》,新華網,2014年7月17日,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4-07/17/c_126762039.htm。
[⑧] 《金磚銀行今日上海開業:將更名為新開發銀行》,載《第一財經日報》2015年7月21日。
[⑨] 此類觀點可參考:Harold Trinkunas, “Brazil’s Global Ambitions,” America Quarterly, Winter 2015,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5/02/04-brazil-global-ambitions- trinkunas; Yun Sun, “BRICS and China’s Aspiration f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Brookings Institute, March 25, 2013,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3/ 25-xi-jinping-china-brics-sun?hs_u={{contact.email}}&suppress_eam=true。
[⑩] 戴維•皮林:《金磚銀行挑戰世界經濟秩序》,《金融時報》中文網,2014年8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537?full=y
[11] 羅薩娜•皮涅羅-馬沙多:《中國、金磚國家和二十國集團——國際體系新權力格局》,載陳東曉、(德)史麗娜主編:《中國與二十國集團:新興市場國家與全球經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頁。
[12] Johannes F. Linn,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Brookings Institute, September 2013, 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3/09/multilateral- development-banks-linn.
[13] 樓繼偉:《在“新開發銀行:從理念到現實”國際研討會上的開幕致辭》。
[14] 《金磚集團擬重建國際秩序很難》,《金融時報》中文網社評,2014年7月15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7248
[15] Carl Meacham, Jennifer G. Cooke, Richard M. Rossow, and Amy Jean Studdart, “Divergent Perspectives of the Democratic BRICS,” Part of the Global Forecast 2015, CSIS, November 13, 2014, http://csis.org/publication/divergent-perspectives-democratic-brics.
[16] 《習近平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15年7月10日,http://news. china.com/domesticgd/10000159/20150710/19986397_all.html#page_2。
[17] Matthew P. Goodman, “The Right Orde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6, 2014, http://csis.org/publication/ right-order.
[18] Amadou Sy, “African Priorities and the U.S. Treasury Global Agenda,” Brookings Institute, December 10, 2014,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africa-in-focus/posts/2014/12/10-african- priorities-us-treasury-global-agenda-sy.
[19] 朱光耀:《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已舉行首次臨時董事會》,中國經濟網,2014年12月17日,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412/17/t20141217_41410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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