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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當代國際關系互動初探
楊潔勉 2020-07-27
新冠疫情 國際關系
簡介
正文

去冬今春,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襲向中國和世界,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命健康,并猛烈沖擊著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在疫情的沖擊下,世界事務和國際關系正在發生重大甚至質的變化,公共衛生、經濟科技、政治安全、全球地區等諸領域和地域的體制機制建設走進了新階段,整個人類社會將在經受嚴峻考驗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全球事務和國際關系安全議題的變化。在橫跨一戰和二戰的半個世紀里,應對軍事和戰爭的傳統安全威脅是當時國際社會最為關心的議題。20 世紀下半葉開始,非傳統安全威脅逐步顯現和加重,如60 年代開始的大規模的工業污染、70 年代興起的國際恐怖活動、80 年代加劇的氣候變暖、90 年代暴發的亞洲金融危機等。在21 世紀的頭10 年,“9·11”事件、印度洋大海嘯、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甲型H1N1 流感等流行時疫不斷發出嚴重警示,要求國際社會予以重視和應對。后者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時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并進行了國際合作。但是,美國在此后不久就把注意力轉向傳統安全威脅,先后提出了針對中國崛起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直至特朗普政府公開把中國和俄羅斯列為戰略競爭者和主要對手。近些年來,地緣戰略、大國博弈、軍備競賽等傳統安全議題成為全球事務和國際關系的中心議題,非傳統安全議題逐步退居后位。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響了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警鐘。這一“超級非傳統安全”威脅嚴重影響整個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警示國際社會在應對傳統安全威脅時,還需要加強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

國際社會在慘重和沉痛的代價中警醒,終于加強了在抗疫中的共同努力。3 26 日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是國際社會凝聚共識的重要會議。峰會“堅定承諾建立統一戰線應對這一共同威脅”,并致力于“抗擊新冠肺炎大流行”“維護世界經濟”“應對疫情對國際貿易造成的干擾”“加強全球合作”等。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也加大了國際磋商和協調的力度,呼吁國際社會共同應對百年一遇的巨大挑戰。

國際社會在共同抗疫時的主要困難是疫情的全球性和應對的國家性。一是協調行動的困難。在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世界各國的應對很不一致,有的各行其是,有的以鄰為壑,而“木桶短板”恰恰是國際抗疫的致命弱點。二是協調機制的困難。在全球范圍內,國際社會尚不具備公共衛生的高度權威機制,美國的公開挑戰又干擾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協調工作。在地區范圍內,缺少地區公共衛生機制,即使在歐盟內部也因各自為政而難以協調。一些原來開放的邊界重又關閉。三是協調思想的困難。在疫情的生死考驗面前,一些國家先前的脈脈溫情被拋在一邊,各種錯誤思潮相繼抬頭,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和單邊主義形成疊加勢能,不斷沖擊著國際抗擊疫情的有效合作。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國家忙于應付疫情的“硬任務”而無暇顧及思想意識的“軟任務”。一旦錯誤思想形成錯誤社會思潮,世界各國需要花費無數倍的努力才能應對和消除其惡果。

國際主要力量對比正在加快重組的步伐。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繼續催化國際力量對比(即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國際格局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在特殊條件下會加速變化,此次疫情無疑是一劑猛烈的催化劑。

第一,國際主要力量加快重新組合。冷戰結束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一度主導了國際力量對比的總體態勢。但在國際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不斷沖擊下,國際格局逐步朝著有利于世界主要力量相對平衡的方向發展。時至今日,美國已經失去了“單超獨霸”的地位,西方發達大國也被迫與發展中大國在二十國集團等國際平臺上共議世界經濟大事。在此次生命攸關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國的許多盟國友邦不再聽從盟主發號施令。例如,七國集團外長會議拒絕了美國對中國的 “污名化”和“甩鍋”。又如,法國和德國的領導人重申國際合作和共同抗擊疫情。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同盟體系已經無法應對當前世界的許多挑戰,凝聚盟國的基礎正在發生重大動搖。

第二,國際思想感召力和政治影響力的變化。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一直用其思想理論感召和影響世界各國。一戰后誕生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二戰后成立的一批社會主義國家以及新獨立的國家,不斷動搖著西方在思想理論界的一統天下。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對西方的思想理論霸權又是一次猛烈的沖擊。在全人類的生命安全受到全面和緊迫的威脅時,傳統的種族宗教差別、貧富貴賤區分、經濟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對抗等已經退居次位。現在全世界除少數人(如美國當政者),時疫防控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團結合作的最大公約數,中日韓三國的關系明顯改善,歐盟和中國都在投桃報李,連挪威首相也公開請求中國不計前嫌給予支持。人類社會的地球村和共同體意識在新冠肺炎的威脅下得到增強,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突破有形和無形的阻隔,正在超越西方思想理論而進行全球一家的時代思維。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相對衰落的進程中,試圖指望其思想理論幫助維護自身在全球的主導地位。但是,這一圖謀正在落空。一是西方的影響力風光不再。“歷史的終結”已被證明為“歷史笑話”,“讓美國再次偉大”折射了“美國不再偉大”的現實。特朗普政府的“單干”和“退群”,已現強弩之末的頹勢。相反,美國以外的大國(以下稱“其他大國”)則主張多邊主義和改善全球治理,在全球抗疫的特殊困難時期更應如此。此外,中小國家(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在疫情中,更加強調國家間的互相幫助。由此,整個國際社會都在疫情災難中體現了同舟共濟的精神。二是美國尋敵導向的軍事同盟和地緣政治支撐的全球戰略根本無法應對當代的全球性挑戰。這在2001 年的國際恐怖主義攻擊、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反復得到了證明。其他大國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中的共識逐漸增多,在打擊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糧食和食品安全、抗災防疫等方面的合作正在向縱深方向發展。三是美好生活和生命安全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主題。對于世界各國和人民而言,追求的不是大國博弈而是世界和平,希望擁有與時代進步相一致的美好生活和生命安全。發展中大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緊緊抓住發展和民生等議題,提出創建美好生活和安全健康人生的戰略口號,這些在本次疫情中體現出深遠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第三,國際力量對比正在接近質變的臨界拐點。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力量對比在基本和平條件下發生過兩次重大的變化,即兩極格局的興替以及美國短暫獨霸和“一超多強”時期。當前的第三次國際力量對比變化主要表現在國際力量相對穩定和基本平衡的軌跡上又邁出了重要步伐。國際格局持續的時間長度在和平時期要超過戰爭時期,其質變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沖擊和規則機制的相應演變。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朝著相對平衡的方向持續發展,至今已呈不可逆轉之勢。經過更長時間的歷史沉淀,我們再“回頭看”本次抗疫之戰時,或許可以將其視為國際力量對比質變拐點的前夜。這是因為國際力量對比的方向雖然已經難以逆轉,但真正的質變還需要更多類似國際合作應對恐怖主義、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多輪催化。國際社會對此應有足夠的戰略視野和戰略耐心,不斷努力促進質變拐點的早日到來和確保拐點之后的持續發展。

大國戰略布局的調整和國際機制的創新。當前,世界主要大國在國際格局發生質變的前夜,正在進行新的戰略布局。第一,此次疫情將會明顯提升非傳統安全在國際戰略布局中的地位。在國際戰略布局中,地域布局往往重于領域布局,這是地緣戰略和地緣政治的歷史慣性所造成的。第二,提升公共衛生安全在非傳統安全中的戰略地位,很可能形成非傳統安全的“4 1”重點,即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 其他問題(如難民潮)。第三,大國間國際戰略布局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而進行協調、磨合和斗爭。當前除美國以外的大國在非傳統安全上的共識要遠大于傳統安全,下一步目標是要在相關的多邊主義、全球治理和專項應對的共識基礎上,調整戰略布局,減少戰略摩擦和增加戰略協調。

國際格局的變化勢必會落實到國際機制的變化和創新。本次疫情使越來越多的國家深刻感受到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現實性和嚴峻性,要用國際規則、規范和機制動員和協調世界各國的力量加以應對。為此,國際社會需要努力化危為機,加快國際體制機制的更新和創新,使后者更好地服務于當前和未來的全球事務和國際關系。

誠然,歷史發展從來不會直線前行,總是充滿著回流和逆流,所以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機制依然任重道遠。僅以21 世紀以來的國際機制建設為例,“9·11”事件后開展的國際反恐合作不但沒有落實為新的全球機制,而且還出現了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戰爭。國際金融危機后一度被邊緣化的西方七國集團還想卷土重來以主導世界經濟事務,二十國集團作為世界經濟主要平臺的目標也經常受到干擾。在本次抗疫中,美國和某些國家也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和改變本性,它們會試圖奪回在困難中失去的陣地和權益。但是,大多數國家還是會發揚同舟共濟精神和堅持團結合作,并且努力用制度和規范鞏固本次疫情中來之不易的進步。從發展的眼光看,國際社會在抗疫中形成的共識和努力總會壓倒某些國家的一意孤行,并能轉化為相應的國際體制和機制。只要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30 年前和今天的基本立場進行比較就會發現,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僅在國際機制方面爭取到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權益,而且還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來30 年的前景更加光明。

在國際機制中,元首外交和大眾參與是處于兩個端點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面,20 世紀初、中期,兩次大戰的需要和交通通訊的便捷化提升了元首外交的機制性作用,這一機制在20 世紀末和21 世紀初達到了歷史高峰。本次疫情正在加速國際交流的機制性變化。作為國際交流最重要的形式,各國領導人正在開啟“虛擬峰會”的新時期。疫情形勢下的壓縮會議在后疫情時期可能常態化,主場外交將被賦予新的內容和形式,此舉對于全球事務和治理國際關系的創新意義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另一方面,大眾參與世界事務和國際關系的情勢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二戰結束以后,非政府組織逐漸成為大眾參與世界事務和國際關系的重要平臺。此次疫情暴發以來,個體參與又成為一種新的形式。這主要因為疫情直接關系到每個人的生命安危,世界各國民眾超越了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平臺,直接借助先進又廉價的通訊工具形成了大眾參與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見,在元首外交和大眾參與的兩端都發生重大變化的進程中,相應的機制變化也必將隨之而來,并將更多和更大地影響到世界事務和國際關系。

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歷史擔當。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巨變”的前期,同時又面臨百年一遇的大疫,中國和國際社會肩負著共同的歷史任務。中國為此進行了可歌可泣的人民戰爭和總體戰爭,有效阻隔和控制了國內疫情的蔓延。中國在疫情初期得到了許多國家和人民的支援,在初戰告捷后又合力回報國際社會,即使對有些曾攻擊嘲諷中國的國家也不計前嫌予以人道主義的幫助。中國還從國際合作的高度,強調發揮世界衛生組織的重要作用,應邀派出醫療隊同有關國家分享醫學醫療的成功經驗,竭盡所能地提供物資和經濟幫助。中國長期堅持的合作理念在此次疫情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中國的正確義利觀也因此增添了新的含義,從而豐富了當代國際關系的時代內涵,闡明了國際社會的前進方向。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全球抗疫斗爭中,中國需要和國際社會確立更高的戰略站位,共同總結應對以抗疫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挑戰的經驗教訓,努力解答當代和未來全球事務和國際關系的主要議題,加強現有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建設,確立全球治理和國際體系的未來發展方向。中國和國際社會不僅要制定相關的原則,還要籌劃主攻方向和行動綱領。

總之,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樣,就建設新型國際體系和國際格局而言,中國正處于地理大發現以來最為有利的歷史時期,國際社會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基礎。在全球合作抗疫的新形勢下,中國和國際社會需要更加有力地推動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不懈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文獻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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