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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蕭 王琦樂
楊潔勉:建設強國外交理論體系,要讓百姓和世界聽得懂
楊潔勉 徐蕭 王琦樂 2020-07-24

7月23日,由上海市社聯、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和東方網聯合主辦的“四史講堂”在上海社會科學會堂開講,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會長楊潔勉以“中國共產黨外交理論百年發展”為題,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的百年外交理論建設過程,并對未來強國外交理論體系的構建提出了方向性建議。

百年奮斗:從革命求生存到強大求公正

楊潔勉認為,中國共產黨百年外交理論的發展主要分四個階段。

從醞釀建黨到建國的30年里,黨的外交理論聚焦于“革命求生存”,是如何推翻舊世界和創建新革命的外交。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底的30年,在毛澤東外交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外交理論集中于“斗爭求承認”,從“一面倒”向蘇聯轉化為中蘇對立,從堅持社會主義陣營到努力打破“兩極世界”,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劃分“三個世界”、中美蘇大三角戰略思想和反對霸權主義理論。

從1979年到2012年的30多年里,在鄧小平外交思想指導下,黨的外交理論主要是“和平求發展”,實現了從“革命與戰爭”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理論轉變,確立了始終不渝地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本外交路線,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探索世界經濟治理的實踐和理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下,黨的外交理論進入了體系建設和理念創新的活躍期,主要體現在是“合作求共贏”理論的發展。這一時期,黨確立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體系,與倡導了一批包括“正確的義利觀”在內的外交新理念,“共商、共建、共享”建設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的理論。

在楊潔勉看來,通過回溯這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外交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外交理論對于歷史和形勢的分析、戰略和政策的制訂、實踐和行動的總結等諸多方面的引領和指導。

我們的外交理論,要讓老百姓聽得懂,讓世界聽得懂

在楊潔勉看來,為了建設更加系統和前瞻的強國外交理論體系,我們需要從現在起就為強大求公正的外交理論而努力。

 

在楊潔勉的設想中,新時代中國強國外交理論體系有三個方面需要尤為注意。

“我講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我們搞國際關系的也好,搞其他也好,比如說我搞美國研究跟美國人搞美國研究有什么區別?最大的區別就是我是中國的,要為我中國所用。”所以楊潔勉提出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者在當“美國通”之前,首先要成為“中國通”。“同時這個理論不應該是我們自己玩玩的,我們要看實踐。我們不能一邊對敵人使用‘馬克思主義手電筒’,對自己就一點都不想。我們學習研究的東西,對社會要有用。”

其次是要重視理論的當代化。“如果我們身處21世紀,用的語言還是馬克思時代的語言,思維方式還是斯大林模式,那是肯定不行的,一定要當代化。”

第三是要大眾化。楊潔勉說,單位有位同志研究國際關系理論,開口就是各種專業術語,“什么安全困境、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他太太跟他說,‘你講的我聽不懂,我想聽的你不會講。’所以我們應當走到老百姓中間。”在楊潔勉看來,所以所謂大眾化,就是要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語言來發展外交理論。

最后,楊潔勉強調,中國特色的外交理論還應該具有世界意義,“要說全世界都能聽得懂的話。”以緬甸為例,在其文化中,“命運”一詞特指宿命,“因此我們再跟他們談‘命運共同體’就不合適了。”2020年習近平主席在對緬甸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在三家緬甸主流媒體上發表署名文章《續寫千年胞波情誼的嶄新篇章》。“胞波”一詞有歷史傳統,由緬語音譯而來,最初指來到緬甸的華人,后約定俗成為中緬兩國間、兩國人民間的專屬稱謂。用“胞波”替代“命運”,正是楊潔勉所謂的“讓對方聽得懂”的外交語言。

早前,網上出現了一種要取消英文考試的聲音,“還說什么我們領導人發言為什么要用英文翻譯,在中國講中文就行了。”這讓楊潔勉感到不可思議,“我當然希望我們漢語是世界普通話,其實從我心里講,最好上海話是世界普通話,但做不做得到嘛?所以你必須要學,要講人家講的話,讓人家聽懂你中國是怎么一回事,你中國是一個文明、進步公平、正義的國家。”

“現在我們去知網上查一查就知道,研究中國外交理論的大咖極少。零散的幾篇都是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也極少。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增強實踐理論的自覺自信,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當代化和大眾化,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在與國際社會更加緊密的互動中,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強國外交理論。”楊潔勉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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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來源:澎湃新聞,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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