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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COMMENTARY
世界秩序接近“百年巨變”前夜
楊潔勉 2020-06-24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不僅猛烈沖擊著世界經濟,也對世界事務和國際關系產生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影響。近日,我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楊潔勉老師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采訪,對疫情如何改變世界秩序等問題,提出了他的思考與見解。

世界正在失序

高淵:這場全球蔓延的疫情,正在讓這個世界變得嘈雜而混亂?

楊潔勉:現在的國際社會,面臨一個關鍵矛盾,就是疫情的全球性和應對的國家性。

    在疫情面前,世界各國的應對很不一致,有的自行其是,有的以鄰為壑,而“木桶短板”恰恰是國際抗疫的致命弱點。同時,缺乏必要的協調機制。目前,國際社會不具備公共衛生的高度權威機制,美國的公開挑戰又干擾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協調工作。在地區范圍內,也缺少地區公共衛生機制,即使在歐盟內部也各自為政,一些原來通行無阻的邊界重又關閉。

高淵:更糟糕的是,疫情是不是已經成為培育錯誤思潮的溫床?

楊潔勉:在疫情的生死考驗面前,一些國家把先前的脈脈溫情拋在一邊,各種錯誤思潮相繼抬頭,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和單邊主義形成疊加勢能,不斷沖擊著國際抗擊疫情的有效合作。

    更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國家忙于應付疫情的“硬任務”,而無暇顧及思想意識的“軟任務”。一旦錯誤思想形成錯誤社會思潮,世界各國需要花費無數倍的努力才能應對和消除其惡果。

高淵:疫情引發如此大的動蕩,是否說明非傳統安全威脅是這個世界的頭號敵人?

楊潔勉:在橫跨一戰和二戰的半個世紀里,應對軍事和戰爭的傳統安全威脅,是當時國際社會最關心的議題。但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非傳統安全威脅逐步顯現和加重,比如工業污染、恐怖活動、氣候變暖、金融危機、傳染病等。

    這些年來,國際社會其實已經有了一定的共識,并進行了必要的國際合作。但美國卻又把注意力轉向傳統安全威脅,先后提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和“印太戰略”,特朗普上臺后,更是公開把中國和俄羅斯列為戰略競爭對手。受此影響,地緣戰略、大國博弈、軍備競賽等傳統安全議題,再度成為全球事務的中心議題,非傳統安全議題逐步退居后位。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是“超級非傳統安全威脅”,再次警示國際社會在應對傳統安全威脅時,必須加強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


高淵:疫情后,會是另外一個世界嗎?

楊潔勉:世界還是這個世界,但如果等疫情過去回頭再看,這次全球抗疫,其實是國際力量對比發生質變拐點的前夜。

    疫情發生前,世界秩序已經朝著臨界點發展。當前面臨的“百年巨變”,就是“美國西方獨大”趨向“東西方相對平衡”。但在和平時期,國際格局持續的時間肯定要超過戰爭時期,發生質變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沖擊。而這次疫情的發生,大大推動了質變進程,變化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高淵:疫情加快了本次世界秩序變化,它的起點在哪里?

楊潔勉:從1945年二戰結束就開始了。當時聯合國的成員只有50個,整個非洲只有三個名義上獨立的國家。上世紀60年代初,我已經能看到《參考消息》了,當時是很激動的,因為隔三岔五就有非洲殖民地獨立,這是政治上的變革。

    到了70年代,經濟發展出現一個新高潮。以拉丁美洲捍衛200海里海洋權和亞洲出現“四小龍”等為標志,要求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呼聲日漸高漲。再往后出現了多次經濟或金融危機,開始涉及領導權的問題,西方國家的俱樂部被迫逐步開放,但中間也時有反復。

    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力量對比在基本和平條件下,發生過兩次重大變化,就是從美蘇“兩極格局”發展到美國“短暫獨霸”,然后再進入“一超多強”時期。這個巨變的核心,就是從兩極、單極走向多極化,最終實現多極格局。

國家需要再定位

高淵:身處百年變局的前期,是否對每個國家都是一種考驗?

楊潔勉:人類社會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迎來了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自身的綜合國力,重新界定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并確定在全球事務和國際關系中的戰略目標。

    對于全球和地區大國來說,此時此刻進行“國家再定位”更為必要。因為大國向來是決定國際關系的極為重要的因素,如果能重新審視歷史經驗教訓,進行符合世情和國情的“國家再定位”,將有利于國際社會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識。


高淵:大國定位正確與否,對國家興衰將產生怎樣的影響?

楊潔勉:大國有沒有正確的定位,是國家興盛的關鍵因素。比如歐洲大國在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的順勢而為,美國在歐陸混戰時期的自強為先,中國在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堅持改革開放等,這些都是正面例子。

    但歷史上也有很多反面例子。像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等跨洲大國雖然稱雄一時,但最終分崩離析;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前殖民帝國,已經成了明日黃花;德國和日本自不量力地爭奪世界霸主,結果慘遭失敗。近在眼前的例子是,美國還沉迷于當“世界領袖”,對多極化和多邊主義大勢反其道而行之,其錯誤定位的結局不難想象。

高淵:但很多時候,國家的定位并不是自己說了算的?

楊潔勉:對,我剛才說的是自我定位,但也會受國際環境的制約,所以同時還要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

    目前來看,一方面,美國在全球事務中自詡代表自由民主,但多數國家認為它霸凌欺人,德、法等國認為其導致了“西方的缺失”;另一方面,中、美、俄等大國相互定位也在發生重要變化,戰略競爭性不斷加強,一些地區大國也因此在調整相應的國家定位。

    在當代大國中,發達大國的相互定位雖有變化但相對穩定,發展中大國的相互定位變數較多。因為這些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本身存在著政治體制和發展模式的現實差異。

高淵:在“國家再定位”的進程中,時代主導國將出現擴容或更替嗎?

楊潔勉:近現代以來,大多數的時代主導者都是西方大國,這是歷史的局限。當今時代具有極其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就是發展中大國的話語權在上升。這次疫情的發生,更將加快這一進程。

    但國際關系的公平正義不會從天而降,發達大國承認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是一回事,與后者分享政治經濟權益是另一回事。美國和某些國家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它們會試圖奪回在疫情中失去的陣地和權益。大國還是應該加強溝通、對話和協調,避免出現兩相對立的機制,才能更有效地回答乃至解決時代的命題。

中國應該怎么做

高淵:處在這個“百年巨變”的前期,中國需要如何應對?

楊潔勉:我聽一位地方上的領導說,要以當下面向未來,以未來引領當下。我覺得這話很好,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把構建世界新秩序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起來。所以不能就事論事,也不能小家子氣。

    我們要想到30年后,我國將是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世界上會產生什么作用。當年我剛入這行時,有位領導要我們研究一個取消外匯券的辦法。但后來的事實證明,取消外匯券和取消糧票、肉票一樣,不是研究出來的,而是靠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調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要有一代人的擔當,關鍵是做好現在能做的。有些任務放到一二十年后去做,會更加順利些。


高淵:有專家提出,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了,“韜光養晦”不再適用于中國外交。你認同嗎?

楊潔勉: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時,中國正處于相當困難的時期,這么提是很務實的,他后來又加上了“有所作為”四個字。現在跟當年的情況確實不一樣了,但我認為不管怎么變化,謙虛謹慎總是要的。

    我們要正確處理好“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之間的關系,這樣才能體會中國傳統智慧和鄧小平哲學思想的精髓。還是要記著中國的老話:行百里者半九十,就像跳高一樣,越往上越難。

高淵:中國外交的用詞,特別是對美國的用詞,有人認為還不夠強硬,也有人覺得過于強硬了,你怎么看?

楊潔勉:外交是一門專業,外交語言充滿著智慧,我們必須堅持。但這一屆美國政府是很特殊的,總統整天在發推特,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他已經撒謊、吹牛、錯誤一萬多次了,但大家還在看。他們的國務卿也赤膊上陣了,自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我還沒有見過哪位美國國務卿是這么說話的。

    對手變了,我們也要變。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讓事實真相和我們的正確觀點,盡可能送達世界各國。這么回擊不是圖一時之快,我們是反應式和有節制的,因為我們是用外交部發言人的推特,來應對美國總統和國務卿的推特。


高淵:最近美國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它的不斷“退群”,會不會加快“國家再定位”的進程?

楊潔勉:有可能,但特朗普是個很特殊的人,他能不能連任,現在真的很難說。如果換成民主黨執政,情況又會不一樣,實質不一定會變,但方式肯定會變。

    美國的退出,對世衛組織當然會有影響,但它已經一年多沒交會費了,總體影響有限。現在的關鍵是要讓世衛組織繼續運作下去,避免出現第二個世衛組織。目前看來,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是支持世衛組織的,而且中國也會出力。在全球事務的物質資源方面,中國需要量力而行和盡力而為,但重點是后者。

高淵:這次疫情過后,西方思想理論的全球影響力,會呈現怎樣的走勢?

楊潔勉:會繼續往下走,但不會太快。西方的一些主要理念,現在看來已經很不夠用了。30年前冷戰剛結束時,多黨政治、一人一票被看作靈丹妙藥,但一些國家吃了藥以后效果怎樣,大家都能看得到。

    而在這次抗疫中,為什么中國、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做得比較好,因為東亞文化內涵是尊重秩序、尊重權威、尊重政府。哪有什么寧可死,也不要戴口罩的道理?這次美國發生的騷亂,和在疫情隔離下,全社會有股子氣要爆發有很大關系。

高淵:疫情讓人向往小國寡民的生活,以后大家會拒絕全球化嗎?

楊潔勉:不會的。全球化還會持續下去,但內容和形式都會發生重大變化,各國政府和人民也會作相應的調整。現在還流行開視頻會議,但我相信疫情過后,大家還是希望近距離、面對面地交流,共同追求實在而不是虛擬的幸福美好生活。

高淵:你所說的“百年巨變”的這個“前期”,大概會持續多久?

楊潔勉:我小時候聽蘇州評話《水滸》,印象很深的是“魯智深倒拔垂楊柳”。說書先生說得惟妙惟肖,說魯智深推幾下、拉幾下、搖幾下,不斷地松動樹的根基,最后發力才拔了出來。

    當下的世界秩序雖然已經接近質變拐點的前夜,但我們不要太樂觀,覺得一下子就能把垂楊柳拔出來。還可能要經歷幾次比較大的沖擊,才能實現世界秩序的重建。我認為,這恐怕還需要30年。

    美國建國還不到300年,他們一路順風順水,所以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有例外論,有優越感,不覺得自己會走下坡路。而中國的歷史有很多次起伏,我們相信有起就有落。現在的美國不會接受往下走的事實,而且會阻止別人往上走,畢竟他們在不少方面還是世界第一。但再過30年,美國應該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事實。

高淵:“百年巨變”后的世界會是怎樣的?

楊潔勉:中國的國家定位不是取代美國當霸主。500年來,從地理大發現到冷戰結束,這個世界基本是西方說了算。建立世界新秩序,就是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國商量著辦。

    世界新秩序的背后,是整個世界的重大變化。一個離開了中國的世界秩序不是世界秩序,一個離開了美國的世界秩序也不是世界秩序。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場馬拉松,我們既要有雄心壯志又要堅持不懈,關鍵是討論不要止于原則、行動不能止于當前、理論不可止于理念,要用全國之力和全球之智推動,共商共建共享,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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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來源:上觀新聞,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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