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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COMMENTARY
疫情加速“逆全球化”?從廣義概念看,可能就不那么悲觀
陳東曉 2020-04-27

        近日我院陳東曉院長接受上觀新聞專訪談國際抗疫合作與全球治理。本文為訪談的上篇。

        受新冠疫情影響,海外學者來院里拜訪的人數明顯減少,代之是一場場跨越國界與時差的視頻會議,“今年是上研院建院60周年,之前計劃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將做較大調整。”陳東曉介紹,現在已經舉辦了4場主題為“加強國際抗疫合作和維護中美關系”的討論會,接下來還會就中國與聯合國機制、中日、中歐、中俄、中國與東南亞等主題進行多場對話。

        作為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陳東曉長期從事全球治理與中美關系研究。“我不敢妄稱在這些領域有多少代表性,但愿意分享自己的一孔之見。”陳東曉說。而我們的對話,就從當下不少國家采取的“鎖國”措施談起。

從廣義全球化概念來看,現狀可能不那么悲觀

上觀新聞:有些國家在這場疫情的表現,讓人想到這些年的熱詞“逆全球化”。

陳東曉:現在大家口中所言的這輪“全球化”,主要是指上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后,蘇東歐市場被納入西方市場體系中,以及中國通過自主的改革開放融入世界市場,再加之進入新世紀后,包括非洲、南亞等廣大發展中地區也逐步加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進入以美西方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供應鏈與價值鏈中去。

        “全球化”得以實現,主要得益于三大力量推動,第一是國際關系。冷戰后大國關系緩和;第二是資本利潤最大化推動。在歐美市場的利潤洼地收窄、市場空間萎縮情況下,資本向成本更低以及潛在的更大的終端市場流去;第三是通訊技術推動。遠距離的迅即信息和思想交流日益簡便和高效。

        這些年所謂“逆全球化”的出現,也是由于上述三大動因出現新的變量。國際關系上,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中美之間的戰略博弈明顯加劇。美國日益以“零和關系”看待美中經貿關系,供應鏈的安全成為決定經貿關系的一個前置考量。

        資本因為追求效益最大在全球布局后,勢必導致歐美國家制造業空心化。發達國家中的那部分因產業轉移出現的“失利者或失意者”,認為自己權益被全球化剝奪,導致國內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強勁抬頭,無論哪個黨上臺都要呼應這種訴求。我想,之前跨國公司宣揚的“股東利益至上”及“效率唯一”觀點應該已經走到盡頭,開始像鐘擺一樣擺向另一個方向。

        此外,作為生產力代表的科技,還沒有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出現一波革命性的爆發,還沒有達到能強有力催生新產業暴發式發展的階段。

上觀新聞:這場疫情會不會加速“逆全球化”的速度?

陳東曉:從狹義的全球化概念來看,疫情確實對全球化帶來巨大沖擊。物流、人流、貿易流短期內出現了停擺。全球價值鏈分工最深的東亞和歐美地區,目前受到的影響最大。世貿組織做過測算,2020年世界貿易額在前兩年已經開始下降的基礎上,再降低13%到32%。2021年會不會恢復?我謹慎看待。

        現在疫情在一階段一階段發展,從東亞地區到歐美地區,并向非洲、拉美、南亞等公共衛生能力薄弱的國家蔓延。國際交流不會在短期內恢復到原來水平。國際旅游組織報告指出,2019年全球旅游流動人口14.56億,2020年會下降20%到30%。這樣的預測可能還過于樂觀。今年全球經濟大體上都是負增長,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但從廣義的全球化概念來看,現狀可能就不那么悲觀。一方面,按照麥肯錫公司的研究報告,作為近年來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全球間的信息流、數據流、思想流流動數量和速度在加快,并沒有出現逆轉,盡管也面臨數據跨境問題的國際爭議,以及數字經濟存在碎片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人類世”,特征就是人類活動已經成為地球系統動態變化的主要驅動力。換言之,在人類占主導地位的系統中,人類活動深刻影響自然環境,自然界反作用到整個人類體系中去,這樣的互動關系只會越來越深化。如今人們經常會用“超級關聯”“遠距離關聯”“蝴蝶效應”“雪球效應”等概念,都在強調人類社會生態系統中復雜的互動關系。假使新冠疫情發生在一個互相隔離的時代,怎么會如此巨大的影響?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這次疫情反而會加深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體系的認識。人類面臨的全球問題和挑戰越嚴峻,從理論上說,越有可能推動國際合作、國際間協調的意愿。既然客觀上我們已生活在一個人類生態社會系統中,即便在短期內經濟上的關聯有所調整,但想退到過去互不關聯、互相隔離的狀態,是不可能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超級疫情所引發的超級沖擊,考驗的是各國的“抗打擊能力”


上觀新聞:雖然我們都生活在一個體系中,但感覺經過這場疫情,世界的民意被撕裂了?

陳東曉:疫情就像是面鏡子,照出世間百態、善惡美丑、人心向背。我們看到各國醫療衛生工作者、工商企業、慈善機構等民間組織巨大付出與犧牲,推動國際間醫療合作,努力去戰勝人類共同敵人,顯示出強烈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但與此同時,圍繞疫情及其背后的政治問題、道德倫理、意識形態,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對立在加深。比如說,美國一些政客就故意稱“武漢病毒”“中國病毒”,挑動美中民間情緒。

        對此我只能引用一個觀點:理想的全球主義者會認為,當人類面臨巨大威脅時,應該會增強合作意識一起對付敵人。但更多的是,即便威脅再大,也有人寧愿與敵人合作來消滅對手,而不愿與對手合作來消滅敵人。當前,合作的力量同對立對抗的力量同時存在,相互博弈。大災大難不等于能使人們自動摒棄原來的對立和不信任。持久的合作需要許多條件,包括利益的紐帶、共情的觀念、互利的機制等。

上觀新聞:疫情將如何改變當前國際格局?

陳東曉:影響國際格局的首先還是國際的權力與權勢變化。過去有種判斷,從長周期看,新興國家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加速參與經濟全球化中,為它們提供從現代化初級階段向中高級階段躍升的機遇。這是學界近年來所持的國際力量格局“東升西降”觀的主要依據。但是這場大疫情正在打亂這種“東升西降”的節奏,國際力量格局演變是否會繼續沿著原來的邏輯發展,需要再審視。

        現在可以判斷的是,超級疫情所引發的超級沖擊,考驗的是各國的“抗打擊能力”,沒有任何國家和地區能獨善其身。現在相互比拼的是哪個國家防控得力、率先走出疫情影響,就能搶占先機,反之就有可能失去機會甚至一蹶不振。按照這個邏輯,發達經濟體中的頭部國家,美國、日本以及歐洲發達國家如德國、北歐等在短期內遭到重創,但經過一系列防控措施,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率先恢復的機會顯然會更高。

        反觀不少新興經濟體,情況就差別很大。中國在遭受第一波疫情打擊后,能夠在2個月左右通過“人民戰爭”方式扭轉抗疫局面,目前在防控方面是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正加快全面復工復產復業。

        但其他國家讓人擔心。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的疫情存在諸多不確定和不樂觀,經濟社會的負面沖擊顯著高于事先預期。更不要說那些公共衛生能力更弱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疫情不僅會對有些國家和地區經濟活動造成嚴重負面影響,更有可能導致更多的政局動蕩和社會失敗。當然,我只是提出了一種比較壞的情景。目前來看,如果國際社會缺乏超級合作應對舉措,這種情景發生的可能性正在成為現實。

上觀新聞:也就是說全球“東升西降”的格局會出現根本變化?

陳東曉:“東升西降”概念的范疇可能在調整。我們原先講的“東升西降”更多是政治范疇的概念,“東”是指非西方的那些國家和地區。現在“東”更有可能是個地理范疇的概念,更多指東亞地區。總體來看,東亞各方——中日韓等國,在抗疫中都表現得比較好,有可能以一個整體地區形式率先走出疫情,贏得發展先機,那就有可能形成地理概念上的“東升西降”。

科學、理性地積極推動全球多邊協作抗疫

上觀新聞:一種觀點認為,疫情是對各國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驗,與其政治制度、意識形態關系不大。

陳東曉: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前幾年出版了《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一書,強調了國家和政府的效能建設。新冠疫情蔓延后,他接受采訪時又提到這個命題。我個人認為,按照政治學原理,政府有多重屬性,其中對國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是檢驗政府是否合格的基本指標,無論它是什么國體和政體。疫情考驗每個政府的應急能力、公共衛生防控能力、醫療救助能力、社會動員能力等。從這點上說,對每國政府的檢驗標準都是一樣的。

        但政府治理能力真與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無關嗎?比如說,在這場疫情中,到底是堅持“以人為本”還是“以經濟增長為本”?這體現出不同政府的不同政治立場。我們國家提出以“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用犧牲短期經濟增長來保護民眾身體健康和安全。為什么歐美各國有著相對更好的醫療衛生能力,但政府沒有用好中國提供的前兩個月寶貴時間窗口?除了所謂輕敵之外,相信也與它們政府所持的價值觀有關。

        歐美各國的選舉政治,其實質是各種經濟利益集團主導和推動的政治。出于本能,它們更關注如何確保自己經濟利益不受損害,甚至在對病毒無法準確判斷其嚴重性的情況下就提出“群體免疫”,導致歐美疫情一段時間內處在高位運行。事實證明“群體免疫”的政策是失敗的。所以這不僅是西方國家的能力問題,更反映體制的價值觀念。

        再比如,在國際合作方面,美國政府現在談的是“美國優先”或“本土優先”,我們講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基礎上的“國際合作”。按理說,美國的醫療水平應該是世界最強的,但它現在不愿意為全球抗疫作出更多貢獻,甚至以所謂“世界衛生組織被北京控制”這樣荒謬的借口,暫停資助世衛組織。我們知道,世衛組織及其數千位工作人員正奮戰在全球抗疫和其他各種傳染疾病的一線,特別是向最不發達地區提供專業的訊息和知識,以及應對疫情的醫療資源國際協調。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斷供”政策這不僅是反常識的,而且更是反人道和反人類的。而中方在做好自身防控疫情的同時,向世界多國派出醫療小組、提供大量抗疫物資援助。這是價值觀上的不同,也是意識形態上的差別。


上觀新聞:有媒體說,中國現在全球抗疫中扮演二戰后的美國角色,在實行“馬歇爾計劃”。您是否同意?

陳東曉:我不同意。媒體為把內容寫得更生動,會用一些比喻。但從社會科學角度來講,任何比喻都是片面的。美國推出的“馬歇爾計劃”的背景是美蘇冷戰大幕拉起,美國擔心更多的歐洲國家倒向蘇聯陣營,推出大規模的經濟救助計劃。盡管客觀上幫助歐洲國家恢復經濟穩定局勢,但我們不能忽視“馬歇爾計劃”的政治和戰略寓意。我們國家目前采取的海外援助措施,是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國際主義觀點,希望幫助其他國家盡快戰勝疫情,絕對不是“馬歇爾計劃”所蘊含的狹隘的、為爭奪勢力范圍的冷戰思維。

上觀新聞:那么這次全球抗疫中,中國應該扮演什么角色?

陳東曉:我想至少有三重角色。一是全球抗疫物資的可靠的供應源。國內企業陸續復工復產,我們國家是全球醫療物資生產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這個時候可以為全球提供可靠物資保障。

        二是全球抗疫經驗的分享方與供應方。之前,我們國家站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的防控經驗也是最多最全面的。近期,國內像張文宏教授這樣的專家與多國政府衛生部門、醫療機構進行視頻連線,就是在分享中國抗疫經驗,應對共同的敵人。

        三是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的堅定捍衛者。目前將疫情政治化的情況特別明顯,極大影響全球多邊合作。我們應該在世界衛生組織協調下,用科學、理性的積極推動全球多邊協作抗疫,使其他國家盡快控制住疫情,恢復經濟生活秩序。

        在這三個領域,中國已經做出重要貢獻,今后應該有更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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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來源:上觀新聞,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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