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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paper
論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理論建構與內核深化
陳友駿 2013-04-01
對外經濟合作
簡介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業已取得巨大成就。在諸多全球化問題特別是國際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建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體系既是合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要求,也是指引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更是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的要求,同時也是完善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要求。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經歷了探索期、調整期、融入期和引領期四個階段性的發展,并已逐步形成區別于傳統西方大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和實踐的平等性、互利性、開放性和戰略性等四大理論內核。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壓力和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升級將為進一步建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提供更大更好的機遇,盡管西方大國的壓力、周邊國家的猜疑和國內利益分配的壓力也可能阻礙這一理論建構的進程。展望未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的發展需要圍繞如何改善、強化和升級中國對外經濟合作,以及如何將對外經濟合作的成果外溢至政治、安全、思想等領域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正文

對外經濟合作[①] 是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渠道,亦是幫助中國經濟實現迅猛增長的助推劑。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組成互為關聯的有機體,通暢的信息共享與和諧的合作共贏不斷為中國經濟的改革與開放創造出接連不斷的發展機遇,亦為世界經濟政治環境逐步趨向合理、平等奠定充裕的條件。可以說,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并在服務于中國和平發展的宏偉戰略上,富有充實的感召力、影響力與作用力。在當前全球性問題集中爆發、國際體系加速轉型、國際規范快速重建的背景下,迫切需要總結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經驗教訓,建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體系,指引其可持續發展,推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并貢獻于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建構。筆者認為,在經歷四個階段性發展之后,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已逐步發展出區別于傳統西方大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和實踐的平等性、互利性、開放性和戰略性等四大理論內核。盡管仍面臨著諸多挑戰,但進一步建構和完善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體系仍擁有重大機遇,如何指導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實踐進一步改善、強化、升級和外溢,應當成為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的未來建構重點。

 一、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階段劃分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啟動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一條全新的道路。經過三十多年的艱苦奮斗與合作發展,中國經濟取得的輝煌成就有目共睹,合理的經濟制度改革與內外并重的發展模式成為締造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條件。總體來看,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大致經歷了四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從改革開放國策的提出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摸索期。具體而言,在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中國對于對外經濟合作的接受與認可,首先得益于政治思想上的完全解放,肇始于對外開放政策的順利實施。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沒有對內經濟搞活、對外經濟開放的政策,中國就無法完成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政治目標。[②] 與此同時,也是得益于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正確判斷,中國拋棄了在黑暗中摸索世界政治與經濟未來發展趨勢的躊躇,徹底轉變保守和封閉的意識觀念,加速步入重要的經濟發展期。毋庸置疑,在認識并接納與外部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問題上,中國將自身經濟實力的發展和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等緊密關聯,并加以綜合考慮。由此也反映出政治與經濟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重要的經濟目標在一定條件的作用下被賦予關乎國家整體利益的政治高度,而政治權利的產生也是以經濟領域的利益所得為重要基礎的。因此,從這一層面來看,對外經濟合作是中國發展國家經濟、改善民眾生活條件的戰略組成,亦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等宏遠政治目標的卓越舉措。

這一時期,對外貿易的大幅增長成為中國摸索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成就之一。據中國海關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僅為206.4億美元,其中出口額與進口額分別為97.5億美元和108.9億美元;到1990年,中國的外貿進出口額猛增至1154.4億美元,是1978年數據的五倍多,其中出口額為620.9億美元,進口額為533.5億美元,中國一舉轉變為貿易出超國。[③] 隨著對外貿易的規模性突破,中國亦逐步在吸引并引入外資上進行嘗試,1990年中國的外商實際投資金額為34.9億美元,達到自1978年統計以來的歷史新高。[④] 歐美及日本的外資開始試探性地流入中國,部分參與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中國經濟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初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健全。盡管如此,因為西方世界習慣于政治主導的思維定式,并借助意識形態差異的政治化操作來打壓和阻礙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再加上中國內部在經濟治理、制度改革等問題上亦發生了意見對立、思想沖突等些許矛盾,造成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在這一時期末放緩甚至停滯了。但不可否認,這一急遽發展過程中的“緩停”為中國更好地反省與總結改革開放初期的經驗與教訓提供了必要的且充分的緩沖,也為下一階段中國如何更穩妥地開展對外經濟合作,預作了思想與行動上的準備。

第二階段,自20世紀90年代初至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既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調整期,也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正式轉入“快車道”的重要轉折期。1990年3月,鄧小平就當時的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的對外政策還是兩條,第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第二條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⑤] 之后,鄧小平又在“南行講話”中強調堅持改革開放道路的重要性,并為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樹立“保障性”信心。可以說,正是得益于正確且積極的道路自信,“內外并重、興外促內”的經濟發展理念成為指導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重要思想,對外經濟合作亦逐步在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戰略中生根發芽。但不可忽視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的總體實力仍較為薄弱,對外經濟合作的自信心、政策投入力度的局限性與中國追求經濟強國、民族復興的強大決心之間所形成的反差,成為這一階段的重要圖景。盡管如此,中國仍然推進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經濟體制改革。比如說,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與此同時,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取消外匯留成和上繳,建立銀行之間的外匯交易市場,改進匯率形成機制。金融制度的成功改革有利于降低對外經濟合作的交易成本,為中國進一步加強對外經濟合作奠定重要的發展條件。截至2001年,中國的年進出口貿易總額業已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⑥] 外商年實際投資金額超過460億美元。[⑦] 與1990年相比,分別實現了四倍和十多倍的增長。

另一方面,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讓中國經濟真正意識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潛在風險,但也更為有效地促進了中國經濟走全球化、合作化的堅定選擇。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幣堅決的“不貶值”政策,不僅有利于遏制金融危機在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的蔓延與擴散,也為中國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參與全球經濟合作樹立了良好的示范效應。

自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至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第三階段,即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入世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進入融入期的標志。入世前,中國積極修改和完善國內相關的法律法規,從內部制度上保障并推動貿易自由化與公平化的發展;入世后,中國全面融入全球貿易與經濟體系,積極提升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體之間有序的競合關系,這也幫助中國實現工業制造與對外貿易潛能的完全釋放。2009年,也就是中國入世以后的第八個年頭,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攀升至2.2萬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為1.2萬億美元,超過德國躍居世界第一;進口總額為1萬多億美元。另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進程與對外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入,中國在改革內部經濟體制、完善經濟治理制度、重新梳理產權關系等各方面亦獲取了重要的進步,在此基礎上,更加充實了對外經濟合作的內容與實質。而且,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金融制度的適時調整與完善,再度為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輸入新動力。具體而言,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半徑、維度明顯增大,地區性合作與全球性合作相得益彰;而且,合作的范疇、內容顯著擴容,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金融投資、人員交往等多頭并舉;合作的層次、規格不斷提升,淺層次的經貿合作逐步躍升為共建自貿區、簽署雙多邊經貿合作協定、共同參與并改革國際經貿合作框架等制度建設。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合作的關鍵仍在于政治與思想上的進步與統一。毋庸置疑,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得益于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發展與深化,這也促使全球化概念在中國國內的經濟界、政治界和學術界獲得普遍的積極共識。例如,一些國內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有利于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產品在全球性流動,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擴張,有利于促進不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是人類發展進步的表現,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⑧] 由此可見,中國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理解與接納抱有積極、樂觀的正面態度,而加強與外部經濟體的聯系和合作也被公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合理和必然選擇。

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邁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逐漸承擔起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歷史使命。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不斷擴散與蔓延,改革不合理的國際貿易體制與不平等的國際經濟制度,成為發展中國家及新興國家的普遍呼聲,而中國如何成長為世界經濟與政治強國的重要課題也在這一共識中逐漸浮出水面。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推進與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有效實施,中國經濟經歷了由起步、成長、發展一直到壯大的重要發展階段,并順利步入由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變的關鍵期。如同有學者正確地指出,“1978年至今,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對內改革所有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對外擴大國際貿易,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現在這兩個目標已經基本實現。”[⑨] 例如,中國2010年的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達2.97萬億美元,比2009年增長34.7%。這樣,面臨著從“大國”向“強國”的轉型壓力,中國需要實現開放戰略向國際戰略的轉型升級,實施“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國際戰略”,[⑩] 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也應做出相應的調整。中國的大國責任意識必須逐漸融入并體現在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實踐之中。也就是說,中國必須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積極提供有利于全球經濟合作與發展的公共產品。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不但需要持之以恒地為世界經濟、世界貿易的有序發展提供優質的商品、服務和技術等,而且更應引領世界各國及各地區所共同參與的經濟合作平臺,向平等、包容、合作、共贏的重要方向發展。

201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將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在新時期的任務與目標做了高度的提煉與歸納,明確把“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作為實現“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五大支柱之一。報告還指出“要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要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推動開放朝著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轉變。創新開放模式,促進沿海內陸沿邊開放優勢互補,形成引領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開放區域,培育帶動區域發展的開放高地。堅持出口和進口并重,強化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協調,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新優勢,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發展服務貿易,推動對外貿易平衡發展。提高利用外資綜合優勢和總體效益,推動引資、引技、引智有機結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國公司。統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提高抵御國際經濟風險能力。”[?] 由此可見,中國已就如何更好地推動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并就如何引領世界經濟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傳播中國式的經濟合作理念與準則,做出了具體的要求與規劃。換言之,中國將在國際經濟合作的框架構建、制度規范、實施方式、成果共享等具體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影響與作用。

基于對自身內外政治經濟因素的綜合判斷,經過上述四個階段的自我反思、自我求進、大膽汲取和不斷內化,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已經形成相當完整的邏輯體系和操作指南,中國特色的對外經濟合作理論也日益浮現出來。

二、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內核
改革開放30多年的輝煌成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不同領域的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與財富。盡管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中國在涉外經濟層面的基本價值理念完全釋放,對外經濟合作取得豐碩成果。總體來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的內核,它們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對外經濟合作的基本理論框架,為中國特色對外經濟合作理論的完整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一,平等性。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理論注重平等性,更強調合作主體之間政治地位的平等。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是中華民族數千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濃縮,是對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傳統價值觀的繼承與發揚,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對外經濟合作中的堅持和運用。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 著重強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歷程中,中國積極參與、協調、推動全球范圍內的雙多邊經濟合作,在涉外經濟的全新領域靈活應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堅持互利、共贏的基礎上,使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政策的外延更具實質性、實踐性和操作性。正如胡錦濤主席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會上所特別強調的,“我們一定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由此可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始終是中國與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合作的重要指導思想,是中國實現和平發展和民族復興的壓艙石,是推動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改革,共同建設和諧世界的助推劑。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將賦予五項原則更為豐富的內涵。

同時,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理論堅持自愿、平等、和平的原則,是坦誠交友、和平共處、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的真實寫照,決不走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道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推進并協調對外經濟合作的相關工作,始終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竭力避免拉幫結派搞對立。中國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并在其中發揮推動、協調的關鍵作用,并非是為了顯示中國可以說“不”的傲慢,也不是炫耀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成就,更不是推行恃強凌弱的大國霸權主義。

第二,互利性。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強調雙贏的協作性而非獨贏的唯我性,源于中國傳統觀念中的利他主義觀念。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體現公共性、利他性的基本價值理念,強調利益分配的均衡化、均等化。

通過長期參與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經驗積累,以及對各種制度的深入學習和研究,中國意識到一定的利益克制與利益讓渡在對外關系交往中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但戰略上必須保證內外經濟總體運行的連貫性、持續性與平穩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凸顯中國在構建并穩定地區金融秩序中的建設性作用。2008年全球性金融海嘯來襲之后,中國依然不遺余力地排除萬難,維持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漸進性升值的策略,既有效地提升了人民幣作為準國際化結算貨幣的重要地位,并用實際行動向世界闡明中國在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發展及改革國際金融體系的關鍵作用。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及時地實施了強有力的內需刺激政策,組織30多個大型采購團赴海外采購,加速進口和對外投資的增長,為世界經濟復蘇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中國入世后的近10年,累計對外提供各類援款1700多億元人民幣,免除50個重債窮國近300億元人民幣的到期債務,承諾對最不發達國家95%以上的對華出口產品實行零關稅,為173個發展中國家和13個地區性國際組織培訓各類人員6萬多名,顯著增強了受援國的自主發展能力。[?]

總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強調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及欠發達國家一同分享和平發展的成果,積極承擔與自身發展水平相稱的國際責任。在此基礎上,中國更希望通過積極、善意地推進不同層次的雙邊和多邊經濟合作,適度地引導相關合作伙伴的參與和協助,以實現共同分享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政治合作化、利益均衡化的重要成果,并在建立利益攸關方的現實基礎上,謀求特定領域內彼此戰略目標的趨同與協調。此外,鼓勵并協助合作伙伴發展獨立自主的對外經濟合作政策,使其國內的產業振興戰略等能夠更好地融入到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鏈上來。

第三,開放性。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所包含的對外開放問題,不僅涉及對所有國家和地區的開放,更是對所有議題領域的開放。

中國不斷探討并摸索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新舉措與新模式,構建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合作與開放的局面。例如,針對個別經濟條件成熟的特定地區或合作伙伴,合作的門檻、標準可適當放寬,合作領域可適當擴大,即由傳統的貿易、投資等常規領域擴大至金融合作、能源安全、災害救助、氣候問題應對等新興領域,縮短由局部性協助升級為全面性合作的中間過渡期。此外,在條件成熟的雙邊和多邊區域或跨區域經濟合作中,積極鼓勵以人民幣為本幣的結算方式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的廣泛應用,以此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增強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發展勢頭。

除了上述合作標準、合作內容的調整外,合作推進的方式、方法也不斷得到充實。例如,靈活應用談判策略,實施針對性較強的談判方式,分步驟、分階段、多創新、多融合地推進與其他經濟體的戰略合作等。實際上,中國之所以能夠先于日本、韓國等東亞主要貿易大國強國與東盟建立包括貨物、服務和投資協議在內的自由貿易區,就是因為采用了包括“早期收獲計劃”框架議程以及分步談判、區別對待、逐步加碼等創新方式。[?] 當然,這也與東盟的積極合作密不可分。此外,利用既有的合作框架,添加新的經濟合作內容也是必不可少的合作新模式。現階段,上海合作組織等就是具有一定互信基礎的多邊合作框架,可以依托這些平臺,創造經濟層面的多邊合作協定。實際上,中國已提議利用現有機制,適時探討上合組織成員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進一步提高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創造良好的區域經濟合作環境,促進務實合作。[?]

除上述內容之外,在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成果上,開放性的特征表現為更加注重創造互利共贏的規模性效益,這樣不但保證合作的可持續性,而且鼓勵更多的非參與方加入到既有的合作中來,提升合作的衍生性與戰略價值。也就是說,合作的各參與方一旦能享受到經濟合作所帶來的新價值創造,就會激發其拓展合作項目、深化合作互信。與此同時,協助拓展合作的規模效應,吸引更多合作的非直接參與方的關注與投入。

第四,戰略性。最為重要的是,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理論著重強調大局觀的發展理念,并借以長遠的眼光,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的有序發展。

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強調內部與外部的協調和統一。正如《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所強調的,中國把改革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把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結合起來,把堅持獨立自主同參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把繼承中華民族優良傳統同學習借鑒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結合起來,把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結合起來。[?] 由此,中國積極發展與部分特定地區尤其是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著實提升中國邊疆地區的經濟發展及邊境貿易的活躍度。與此同時,突出中國內陸部分重點產業的競爭優勢,增強其在對外經濟合作中的參與度與競爭力。總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并不單純是將內部改革的成果簡單外化,更包含轉化外部壓力為推動內部改革的原動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相關機制、結構的有序調整。由此,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是中國經濟深化內部改革與加大對外開放的重要紐帶。

同時,中國在對外經濟合作的推進方式上,亦在逐步轉變以往由外部壓力推動下的“被動型”經濟合作模式,轉而探索積極穩妥的“主動型”合作路徑,并從戰略的高度保證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可行性、舒展性和創新性。

三、理論建構的機遇與挑戰

毋庸諱言,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同樣亦面臨著挑戰與機遇的并存,如何利用好戰略機遇期所提供的發展紅利,實現利益的最大化與風險的最小化,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建構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進入新世紀,尤其是全球經濟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之后,中國經濟亦逐步轉入“調結構、促平衡、保增長”的發展新階段。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建構存在以下重要的發展機遇。

第一,中國大國責任意識的日漸增強,為對外經濟合作及其理論建構的有序開展,不斷注入能動性和主動性。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價值的體現并非是對傳統制度的革命性顛覆,而是堅持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學習思想下,推動經濟體制有序、高效、平等、和諧的改革。[?] 伴隨著自身經濟體量的不斷膨脹,以及在全球政治經濟社會中的重要性、影響力的穩步提升,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舞臺中所發揮的作用,亦逐步由參與、從屬的低層次合作轉變為推動、引領的高層次合作,并且在參與、融入、深化、推動全球化的進程中,積極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分享改革開放的諸多成果。作為一個逐步在地區及國際級組織中說得上話、做得了主、辦得了事的新興大國,中國意識到并開始嘗試在地區及國際政治、經貿等領域的具體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與決策力,合作性地探索并尋求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新標準。與此同時,中國在地區經濟一體化及全球經濟治理中積極發揮推動作用,促成特定地區或跨地區之間達成行之有效的經濟合作聯系,避免爆發諸如貿易摩擦、經濟制裁等不必要的矛盾爭端,抑制區域內貿易保護主義的滋生和蔓延,緩和部分國家在領土、政治、意識形態等問題上所存在的對話障礙,也為國內的經濟改革和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二,中國成功扮演穩定地區經濟增長、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關鍵角色,不斷向世界傳遞“和平發展”的友善信號。

隨著整體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上升,中國在地區及國際性的對外經濟合作項目中逐漸擔當起重任,無論是雙邊和多邊自貿區建設,還是合作處理地區性相關經濟事務。[?] 近年來,由于世界經濟整體發展的不平衡,歐美經濟長期陷入不景氣狀態,而亞洲經濟的高歌猛進、一枝獨秀,促使整個亞洲地區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重要性顯著攀升。作為亞洲國家重要一員的中國自然也將部分外交注意力轉移至該地區,希望通過推動亞洲地區的經貿合作加速該地區的一體化進程,以謀求新興戰略合作資源的形成。為此,中國積極推動“和諧亞洲”的建設,大力培育本地區人民共有的亞洲精神,積極推動以“10 1”、“10 3”為主渠道的東亞地區一體化進程,用實踐來倡導和諧世界的思想,用實踐來推動和諧世界的建設。[?] 更為重要的是,建設“和諧亞洲”是中國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自覺實踐,“和諧亞洲”的建設也必將成為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重要契機。[21] 由此可見,和平發展與和諧亞洲、和諧世界的戰略目標構想息息相關,三者的共通性向世界傳遞了中國愛好和平、維護和平、發展和平的信心與理念,而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建構則是實現和平發展戰略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重心與層次正不斷優化升級,衡量經濟合作成果的方式亦由經濟增長的量化指標轉變為經濟發展的質化指標,這也將推動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本質上,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根基是秩序穩定、持續發展的內部經濟體,而內部經濟體的穩定發展需要內外部有利條件的相互配合和轉化。內部經濟體循環機制的良性運轉,源源不斷地創造輸往外部經濟體的商品及服務等,與此同時,在吸收并消化來自于外部經濟體的商品及服務上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此,當中國經濟在體量與質量上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今天,中國對外經濟合作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形式上更趨于規范,質量上更強調精益求精。此外,近年來中國與部分國家及地區簽訂了形式多樣的相關經濟合作協議,用具體文本的形式確立了彼此之間的穩定合作關系,并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對外經濟合作范本。

第四,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任務與目標得到了實質性提升,這不僅有助于其在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中獲取更高的定位與期望,更有利于其理論總結和建構。

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中共中央明確把“必須堅持和平發展”作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之一,并詳細闡述了和平發展的具體內容與重大意義,強調“和平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22] 顯然,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明確了中國始終走和平發展道路,在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變革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戰斗力與感召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和平發展存在內、外兩層重要涵義,其一就是中國在追求并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同時,并不會放棄對和平理念的永久秉承;其二就是中國經濟及實力的增強并不會破壞外部環境的和平與穩定,相反會更有利于既有的穩定與發展局面的延續。從后者來看,積極的對外經濟合作能夠為中國的持續發展創造和平、穩定、友好的外部環境,鞏固中國在區域及全球政治經濟舞臺中的影響力、作用力和親和力,開辟出一條“國強不霸”的中華民族復興之路。而且,作為中國和平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在發展路徑、對象選擇、目標設置、價值體現、分寸把握等具體方面正不斷實現提升與超越,使其更加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并在服務于中國和平發展的宏偉戰略上更富影響力、作用力。

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基本觀念與信息解讀的偏差,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保守主義勢力容易將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解讀為:借對外經濟合作的名義搞大規模的勢力擴張,并試圖用“國強必霸”的錯誤邏輯來生搬硬套中國的發展路徑,致使一些國家及地區的對華戒備感、恐懼感驟升,局部性地阻礙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有序推進。因此,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建構也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第一,西方資本主義保守勢力的介入與阻撓將遲滯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建構的速度,限制理論建構的維度。[23]

盡管中國與西方世界在政治、經貿的日常交往中保持著積極、穩定的合作關系,而且彼此都贊同穩定、積極的合作關系將有利于維持亞太地區以及全球政治、經濟的穩定發展,但二者之間存在著政治體制、社會結構、意識形態等諸多方面的差異卻是始終無法回避的。值得注意的是,隨著中國、印度等一大批亞洲新興國家的實力上升,以美國為首的傳統資本主義強國仍力爭在亞太地區維護其主導的霸權秩序,對各種欲成立或新成立的多邊政治、經貿合作框架持懷疑、否定的態度,而對沒有美國參與的地區制度建設更是充滿戒心與抵制。而且,近年來中國對發展亞太地區多邊體制建設的積極貢獻亦是其感到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24] 奧巴馬政府高調推出“重返亞太”戰略之后,不失時機地尋找干涉亞洲問題的切入點,并唆使地區內的一些受其軍事庇護的國家不斷給中國的和平發展制造麻煩、設置障礙。盡管如此,亞太地區持續的穩定與繁榮是亞太國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也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而且,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堅持對外經濟合作的方針與政策,探討并規劃適合于地區發展、經濟增長的合理途徑,就是在積極、主動地維護地區內各國及整體的經濟利益。

第二,周邊國家及地區對中國國力顯著增長的戒備感、擔憂度有所上升,可能對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實際開展構成阻力,進而阻礙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的持續建構和完善。實際上,中國的周邊國家及地區希望中國的發展不會對地區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及軍事安全等產生任何負面影響,而且,它們期待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夠為其創造更多的利益、實惠。為此,中國在努力拓展區域經濟合作的實踐中,不能僅憑誠意的邀請、熱情的幫助,更要依托互利共贏的事實論據,吸引合作伙伴的參與、協助。

第三,對外經濟開放成果的非均衡分配,引發國內個別利益群體抵觸情緒上升,導致對相應的理論建構的懷疑和懈怠。盡管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始終強調合作的對等性、公平性、互利性、共贏性等基本原則,但合作的結果卻不可避免地會對國內的不同產業及利益群體造成正、負完全不同的實際效果,即部分產業、行業抑或是企業會在經濟開放、對外合作的過程中實現出口增長,進而帶動規模擴張、效益累增的良性成果;但與之相反,部分產業、行業抑或是企業會因市場的開放而遭遇外來進口產品的競爭壓力,出現銷售遞減、效益滑坡,甚至是倒閉關門的不良后果。后者情況的發生就容易引發國內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阻礙對外經濟合作的推進勢頭,甚至威脅到合作戰略的整體布局。

結 束 語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的經驗和成就證明,對外經濟合作業已成為中國國家大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如同政治、外交和軍事一樣都是實現國家根本目標的手段。盡管如此,當前的中國對外經濟合作仍有重大的提升空間,一是缺乏系統的對外經濟合作戰略與理論;二是現有對外經濟合作的戰略自覺、理論自覺程度不夠,對外經濟合作的戰略與政策的系統協調不夠;三是對外經濟合作的政策、戰略和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方略之間的關系不夠順暢,特別是與國家大戰略的其余組成要素并未實現大致平衡。[25] 這樣,如何持續建構和進一步完善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便非常必要,也相當迫切。

首先,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建構和完善需要致力于改善現有實踐中存在的不足。例如,需要區分“經濟合作”與“經濟援助”之間的差異性,避免發生經濟援助的成分過重而超越“經濟合作”的必要限度,進而違背市場規則的普遍發展規律。又如,對經濟合作伙伴的選擇應切忌短期利益追求,特別是要避免給人以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僅為尋找如石油、天然氣、礦產品等中國經濟發展所急需的戰略資源的錯誤印象。

其次,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建構和完善應當致力于強化中國既有的最佳實踐和優良傳統。如前所述,中國對外經濟合作已經形成了平等性、互利性、開放性和戰略性等四大理論內核,如何繼續發揚、鞏固和強化上述傳統,推動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理論的完整建構,并對國際經濟合作的理論和實踐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是引領作用,是未來理論建構的重要使命之一。

第三,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理論建構和完善還應致力于推動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的環境正發生快速變化:一方面,與全球經濟危機相結合,西方發達國家不僅出現整體性實力相對下降,更出現內部分化,發達世界內部正呈現某種“第三世界化”現象;另一方面,在中國快速崛起的同時,其余新興大國也在快速發展,這還帶動了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崛起,形成一種集體發展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國對外經濟合作不能停留在舊思維,不能滿足于既有成果,而需要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思考如何進一步升級換代。

最后,作為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一部分,中國對外經濟合作還應與中國的整個國家大戰略相匹配,其理論建構和發展也應有更為宏觀的視野,即如何將對外經濟合作的成果外溢至諸如政治、安全乃至思想等領域,將中國的經濟影響力轉化成為政治、安全和思想影響力,將中國提供的物質性公共產品轉化成為政治、安全和思想性公共產品。

 

 


文獻來源:《國際展望》


注釋:

[①] “對外經濟合作”是相對較為寬泛的概念,根據合作伙伴地理位置分布的差異,可分為“區域合作”與“跨區域合作”;以共同參與合作協議的成員國家或地區的數量來界定,可分為“雙邊”和“多邊”;以合作內容的領域來劃分,可分為“自由貿易協定”、“投資合作協定”、“技術出口合作協定”、“人員流動協定”等。本文中的“對外經濟合作”泛指包括貿易、投資、金融、技術合作、宏觀經濟等不同領域在內的中國與外部經濟體之間所開展的廣泛經濟合作。

[②] 這里的政治任務具體是指“發展經濟,到20世紀末中國經濟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詳細內容請參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頁。

[③] 《1978年以來進出口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2004年3月1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0405/20040500218163.shtml

[④] 《1979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網站,2004年3月10日,http://zh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0405/20040500218171.shtml

[⑤] 鄧小平:《國際形勢和經濟問題(一九九〇年三月三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53頁。

[⑥] 《1978年以來進出口額》。

[⑦] 《1979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

[⑧] 方彥富、劉義圣主編:《世界經濟新變化與中國外貿政策取向》,長春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頁。

[⑨] 門洪華:《中國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載門洪華主編:《中國:大國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頁。

[⑩] 張幼文認為,“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國際戰略”具體是指實現雙向開放、改善外部環境、維護合法權益、提升發展效益、參與全球治理、承擔大國責任的國際經濟戰略;而且,為實現向“開放型經濟發展的國際戰略”的轉變,中國必須從對外經濟關系上實現五個方面的轉型與升級:一是從注重出口和引進外資的單向開放,向同時注重合理進口和對外投資的雙向開放轉型升級;二是從政策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型升級;三是從注重規模擴張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向注重結構進步的開放型經濟轉型升級;四是從依靠土地資源與廉價勞動力,向依靠科技創新與體制優勢轉型升級;五是從與各國的競爭性發展向注重包容性發展轉型升級。參見張幼文:《由“大國”走向“強國”:加入WTO與中國的發展道路》,載《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1期,第60頁。

[?]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載《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3頁。

[?]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 胡錦濤:《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1年10月10日,第1版。

[?] 《中國面向世界的大門將永遠敞開:溫家寶總理在第110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開幕式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周年論壇上的講話(2011年10月14日,廣州)》,載《人民日報》2011年10月15日。此外,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世界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投資的機遇,吸引大量外國資本與跨國企業涌入中國。中國入世后的近10年,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7595億美元,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40%以上,2010年當年已達688億美元,居世界第五位。

[?] 劉娟、王榮艷、王學成:《中國東亞區域合作戰略調整:基于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思考》,載《國際貿易》2011年第2期,第50頁。

[?] 鐘山:《新時期、新機遇、新發展——在上海合作組織商務日開幕式上的致辭》,中國商務部歐洲司,2011年9月5日,http://zhongshan.mofcom.gov.cn/aarticle/ldjianghua/201109/20110907725629.html?1983934395=1848581430

[?]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1年9月,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9/06/c_121982103.htm

[?] 陳友駿:《國際貿易體系改革與中國的積極參與》,載《國際展望》2011年9/10月(總第14期),第103頁。

[?] 比如說,中國從2004年起才開始參與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但短短的幾年時間,從配角到主角,從邊緣到中央,2008年美國華盛頓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時,中國已經在穩定世界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前景、協調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的矛盾與分歧、推進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改革與創新等方面,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中國的大國風范、強國氣概,可以說成績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 關于東亞經濟一體化及中國在其中發揮的關鍵作用,參見王文奇、趙靜華:《區域化的世界:地區分據還是全球同歸》,長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21頁。

[21] 汪文斌:《和諧世界思想:中國外交理論的新境界》,載《人民日報》2011年7月5日。

[22]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第14頁。

[23] 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加速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相對衰退的步伐,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經濟實力以及地區影響力的急遽攀升,顯然給前者造成了極大的不適。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保守勢力擔憂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過快發展會導致其政治經濟影響力在亞太地區出現邊緣化的危機,從而失去對中國的發展及整個亞太地區主導權的掌控。為了更好地遏制中國經濟良性發展所釋放的擴散效應,西方保守主義勢力覬覦通過組建其所主導下的經濟同盟,以實現遏制中國的意圖。

[24] 楊潔勉等著:《大磨合:中美相互戰略和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頁。

[25] 時殷弘:《對當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的思考》,載《國際經濟評論》2003年第11-12期,第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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