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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治理:新挑戰與中國路徑
陳東曉,葉玉 2017-02-08
全球經濟治理 G20 中國外交戰略
簡介

        全球經濟治理正面臨新舊動能轉換以及規則競爭加劇等復雜而嚴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識并激發新的合作動力。以G20杭州峰會為標志,中國已經確立了參與并引領全球治理的新方向,正強化內外統籌、機制建設和智力支撐。未來中國要進一步結合自身發展轉型的優先領域和節奏步驟,以G20和地區機制建設同步推進為抓手,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包容、有效。

正文

        全球經濟治理是全球治理網絡的核心部分,也是當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主要領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全球經濟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復雜而嚴峻的局面。與此同時,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斷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作用的期待也不斷上升。2016年,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杭州落下帷幕,為世界經濟如何走出低迷、走向包容與可持續發展描繪了新藍圖,也為中國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確立了新的歷史方位。面對當前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和復雜的全球經濟治理格局,中國只有進一步順勢而為,統籌兼顧,才能突破各種制約,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中真正發揮更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一、全球經濟的“四難”格局與治理面臨的“四化”挑戰

       世界經濟運轉狀況通常用四個指標衡量,一是經濟增速與效率,二是經濟系統安全與穩定,三是社會分配公平,四是環境可持續。當前,全球經濟 “四難”并存,且呈現相互關聯和疊加的局面。

       一是經濟增長總體乏力。2008年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態勢疲弱,總體在年增幅3%的區間徘徊,全球投資與貿易規模無論是絕對值還是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相比較的相對值均出現明顯下滑,危機前全球貿易數倍于GDP增長的態勢不再。[1] 世界經濟復蘇乏力源于供需雙方共同作用的結果。需求方面,由于收入分配嚴重不均衡、全球人口增速下降以及人口結構老齡化趨勢增強等,全球有效需求不足。供給方面,技術創新缺乏突破性進展,全球金融市場資源配置脫實向虛,抑制了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中小企業發展活力。從國別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均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結構性改革瓶頸,制約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2]

       二是經濟體系脆弱不穩定。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網絡化和信息化發展到全新階段,國家間相互依賴不斷上升,科技創新在為人們帶來更多財富、知識和機會的同時,也加劇了經濟系統的脆弱性。第一,全球金融市場自由化進程波動性加大,但金融監管措施仍主要針對事后危機管理,難以有效避免金融危機。[3] 美國雖整體實力下降,但依然憑借其美元絕對優勢地位,從自身利益出發制定貨幣政策,增加了對全球金融市場的外溢影響。第二,全球中產階級人數擴大以及互聯網等社交媒體的普及,促使個人權利意識普遍覺醒,加之社交媒體輿論場的偏激和無序易引發社會輿論的極化,可能激化社會矛盾甚至引發社會動蕩。[4] 第三,國際地緣政治矛盾和沖突風險上升,各種宗教極端思潮泛濫,自然災害、傳染病等事件頻發,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加劇了世界政治安全局勢的不穩定,也進一步增加了世界經濟體系的不確定性。

       三是社會分配不公平問題凸顯。“全球議程委員會”發表的全球趨勢報告中,收入不平等問題都被列為首要關注議題。[5]2013年,全球基尼系數達到0.625。[6]近幾十年來,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通過經濟增長,總體上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但發展中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狀況不降反升。[7]一系列研究表明,資本主導型的經濟增長和全球化將擴大不平等問題,國家間政策協調與國家內部相應政策支持的缺乏,勢必導致弱勢群體在資本擴張過程中被進一步邊緣化。經濟增長的收益嚴重失衡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不但會嚴重制約世界經濟有效需求的提升,還會加劇國內保護主義、民粹主義蔓延,甚至引發更大范圍的政治與社會沖突。[8]

       四是生態環境可持續性堪憂。氣候變化是一個公認的全球性問題,不僅對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構成重大風險,也已經被各國作為一個安全議題置于內政外交的前列。尤其對于眾多發展中國家而言,空氣、水體、土壤污染等環境挑戰,不僅對本國國民的生命健康構成直接威脅,也危害了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2015年底巴黎全球氣候峰會提醒我們,氣候變化威脅已經迫在眉睫,國際社會必須立即采取有效集體行動。

       世界經濟之所以呈現上述“四難”并存的格局,與全球治理體系轉型發展的不適應性和供給不足密切相關,全球經濟治理正面臨四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領導力量分化,新老領導力量交替仍處于過渡期。新興經濟體勢力的相繼崛起,利益攸關方數量顯著增加,改變了原來的經濟治理體系力量格局。近年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內部分化的總體態勢,又使得未來新老力量發展格局與前景尚不明朗。未來領導全球經濟治理的力量模式將取決于傳統領導力量與新興領導力量之間的博弈互動關系,而新老力量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互動模式仍未定型,是取代式、互補式,還是并行式尚未有定論。[9] 在領導力量分化和不明朗的背景下,全球經濟治理的公共物品供應不足問題將更加突出。

       第二,治理理念和價值多元化,全球治理話語權競爭加劇。新自由主義治理理念的主導和正統地位正不斷受到挑戰和動搖,[10] 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多元發展道路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理解和肯定,但遠沒有主流化,例如國際社會關于中國模式的論爭。全球經濟治理理念和價值多元化,導致相關規則的制定權、解釋權、執行權等治理規則話語權競爭日趨激烈。如何增進多元的治理理念和價值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塑造全球經濟治理價值“和而不同”的面貌,為全球經濟治理凝聚新共識,避免價值對立甚至文化沖突,其意義更加凸顯。[11]

       第三,治理機制碎片化,暴露了現行治理機制在代表性、有效性方面的雙重缺陷。區域型、次區域型、跨區域型治理,以及雙邊貿易投資協定和談判正在取代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主渠道的全球多邊經貿體制,不斷割裂世界市場的整體性。如何加強溝通和利益協調,構建高效、完整的經濟治理機制,成為國際社會克服市場機制失敗的重要環節。

       第四,國內治理國際化。在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中,各大經濟體的國內政策“溢出”和“溢回”效應進一步增強,管理和協調上述效應的任務更加緊迫。相應的,各經濟體如何通過自身改革和轉型,強化適應外部世界經濟變化沖擊,加強自身治理機制的韌性,成為檢驗各經濟體國內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標。尤其在當今逆全球化勢頭升溫,各種經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潮流漸趨盛行的背景下,如何協調好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的治理關系,成為各國政府面臨的緊迫任務。

       二、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機遇和新動力

       當前,美歐等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強勢抬頭,全球化的傳統推力反轉為阻力。同時,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舞臺上地位提升的同時,也面臨著國內發展結構矛盾增大、增長勢頭減弱、群體內部發展分化等壓力。盡管代表著20世紀全球化的傳統貿易額連年下滑,但信息、觀念、數據、創新的全球擴散速度和廣度正在加速推進。2016年3月,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發布的《數據全球化:新時期的全球流動》報告指出,“這個世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12] 因此,時下全球化的低潮和盤整絕非全球化的終結,而是處在一個新舊轉化的關鍵時期,需要確立新的方向,凝聚新的動力。當前,中國正啟動新一輪全面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處于現代化發展崛起進程中,更離不開全球體系的支撐。適逢全球化新舊轉化之際,中國也需在全球經濟治理舞臺上確立新的歷史方位,尋找新的歷史機遇和發展動力。

       (一)新的意愿和共識基礎

       新時期中國實施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帶來其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更積極參與和對全球公共產品的更多貢獻。2016年中國擔任G20峰會主辦國,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全球經濟議程設置,這一進程推向新的高點。

       從戰略定位上看,全球治理已經被置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戰略布局的前沿和中心位置。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指出“為人類不斷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早就作出的莊嚴承諾”,[13] 提出“堅持以推進全球治理作為和平發展的基本要求”,把“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參與和推進國際秩序變革和全球治理進程”置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前沿。[14] 這些論述與世紀之初關于“多邊是舞臺”的定位相比較,說明全面參與全球治理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外交戰略的基石和核心內容之一。

       從外交的中心任務上看,中方日益重視國內改革和全球治理相互對接,相互強化,努力達成良性互動。中國政府堅持以對外開放作為和平發展的重要路徑,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15] 從設立上海自貿實驗區,全國范圍內自貿試驗區建設再提速,到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大力推動跨區域和多邊貿易投資協議談判等,都體現了中方繼續強化與外部世界聯系紐帶、深化利益交融和依存格局的戰略意愿。同時,中國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與包括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推動達成《巴黎協定》,也是中國政府推動全球發展共識進一步在國內主流化,從而倒逼國內改革的戰略性舉措。[16]

       (二)新的機制和平臺保障

       如果說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深度融入全球化進程,如今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資吸收國、第二大外資輸出國,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利益結構基礎,那么以G20為代表的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經濟治理平臺的演進,則是推動中國更具建設性地貢獻全球公共產品的制度激勵。從20世紀末對G7/G8峰會的懷疑和疏遠,到2003年開始做客G8峰會,2008年底以來成為G20峰會一員,再到2016年主持和引領G20峰會,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關系完成了由客人到主人的地位、身份和心理的轉變。2008年金融危機后,正是在G20的推動下,中國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國,更多的中國籍專家加入國際經濟組織高管行列,使中國有機會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在全球性金融機構改革步伐緩慢、對全球發展需求難以應對的背景下,中國倡議和支持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NDB),為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新的平臺。中、美、日在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中擁有的投票權總量分別為5.3%、14.1%與10.0%,中國明顯居于弱勢,但如果將AIIB投票權計入重新計算總投票權,三國比重則為9.6%、11.2%和7.9%,中國代表權總量超過日本躍居第二,且與美國差距大幅收窄。[17] 舊機制的改革與新機構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全球經濟治理的合法性赤字,為中國更主動積極地貢獻全球公共產品提供了極大的激勵和保障。

       (三)新的資源和智力支撐

       中國成為世界經濟體系越來越重要的變量,其自身保持平穩轉型和持續發展,便是對世界經濟穩定發展的巨大貢獻,也是全球化體系得以持續的重要引擎。就其外部貢獻而言,中國正努力從全球治理的資源、理念到方案各個方面,成為全球治理進程的重要貢獻者。近年來,中國對聯合國發展體系、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的資金捐助大幅增長。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提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包容性愿景,豐富了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等全球治理原則和路徑等,并以“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為契機,提供更多推動國際發展合作的公共產品。

       G20杭州峰會圍繞“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一主題,就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促進國際貿易與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議題,達成了一份公報和28份成果文件,結合國內轉型發展,積極塑造世界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G20由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轉型。中國“首次全面闡釋自己的全球經濟治理觀,首次把創新作為核心成果,首次把發展議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邊投資規則框架,首次發布氣候變化問題主席聲明,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G20議程。”[18]

       同時,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面臨著經濟增速換擋、結構調整、新舊動能轉換等多重挑戰。[19] 中國在經濟上深度融入了全球化,但相應的軍事安全保障能力遠未跟進;貨物貿易總量雖為全球之冠,但貨幣金融部門仍然相對較弱;中國雖位居全球制造業中心,但科技創新仍嚴重不足,遭受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競爭和發達國家核心要素控制的雙重阻擊。[20] 中國這種總量優勢與結構弱勢并存的格局,意味著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仍然需要保持自身能力與戰略意愿的統一和平衡,堅持國內發展前提下的國際義務和貢獻,防止自我認知膨脹和戰略資源透支。

       三、建設性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點與路徑

        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要基于滿足自身發展需求和促進全球經濟合作的雙重利益,實行內外雙贏的戰略。[21] 這就要求中國結合自身發展轉型的優先領域和節奏步驟,規劃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相應戰略,以G20和地區機制建設同步推進為抓手,促進全球經濟體系更加包容、有效。

       (一)推進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聯動

       國內治理為國際治理奠定基礎、提供動力,二者是相互聯系、影響以及相互轉化和促進的過程。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過程的一個顯著現象是,處于核心和領導地位國家的國內改革創新成果越多,成效越大,越有機會和能力將創新改革的原則、理念,甚至方案在全球議程中推廣。中國之所以能在G20杭州峰會提供大量中國方案,關鍵在于自身全面深化改革進程與G20各項議程的相互契合,才使得中國具備了更大程度的底氣和自信來推進相關討論和政策協調進程。[22] 在分析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考量時,有中國學者提出了“整體性治理”概念,即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相輔相成,內在統一,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該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國家治理,同時依托國家治理推進全球治理。[23] 中國參與乃至引領全球治理的實踐也不斷證明,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國內各項改革,才能帶動其在相關全球性議題中的議程設置能力和影響力。這是未來中國成為全球治理領導者的力量和信心的重要源泉。

       為此,中國一方面要繼續在國際多邊議程中推進中國化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作為連接多元治理理念,凝聚新共識的著力點。另一方面,中國更要將國內改革轉型的新實踐加以理論化,在特殊案例中尋找普遍意義,為中國實踐的世界意義提供理論規劃的支撐,提高中國實踐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在這方面,近年來中國加大了借力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等多邊機構,有效利用其數據分析研究能力和成果,使中國方案更有效地轉化為全球議程。中國在擔任G20主席國期間,與主要國際經濟組織開展合作已成為一大亮點,例如邀請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等10家多邊開發銀行,共同發表關于支持基礎設施投資的共同宣言;[24] 發起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指定世界銀行為秘書處,既提升了相關倡議的合法性,間接支撐“一帶一路”倡議,又使G20正式認可了兩家新多邊機構的積極意義。今后,中國應繼續強化與這些重要國際經濟組織的合作,借用其強大的研究能力推動在一些重大議題,譬如G20杭州峰會核準的《全球投資指導原則》、《深化結構改革議程》等盡快形成統一的標準、指標體系和落實方案。

       此外,中國亦需要對全球經濟治理中現有的重大議程、重要機制進行通盤和整體性規劃,發揮相互對接、相互補充和相互強化的效應。例如,當前推動《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是全球治理的中心議程之一,中國應將G20杭州峰會成果、金磚合作機制、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成果、中國和東盟合作、中國—中東歐合作、中國和拉美合作等做整體規劃,以“多元聯動”的思維提高中國在2030年議程落實中的積極貢獻。這種聯動思維、整體規劃的戰略意義在于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全球倡議和地區、國別合作的對接與延伸效應,并為創新南南合作、實現中國對全球治理提供更多有效公共產品創造機遇。

       (二)推進更堅實有效的地區機制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對全球性經濟議題的治理,但其參與者是多層級的,從國家、地區、次地區治理再到全球性治理,是一個金字塔式結構。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應遵循所謂的“輔助性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y),即只有當下級機制不能有效提供某種公共產品時,上級機制才需要介入。[25] 從這個意義上講,應盡可能讓全球治理機制“下沉”,類似G20這樣的全球層面機制,應主要關注世界經濟發展的全局性和戰略性議題,更多具體的治理問題應由國別、次地區和地區層面機制承擔。

       因此,對于地區化的勃興,我們不必一概視為洪水猛獸,關鍵是地區化建設要真正堅實有效,與全球化發展大方向相一致。國際貿易體系發展的歷史亦證明了地區化促進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國際格局多極化背景下,新舊大國博弈與全球供應鏈發展帶來新一輪地區化重組與勃興,應被視為全球化發展的新機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是這一進程的重要推動力,并與傳統大國更好地進行戰略協調,確保新舊體系之間的良性競爭和有效補充。第一,切實做好“一帶一路”倡議的落實,確保AIIB與NDB成功運營,推動亞洲周邊地區的更好發展。AIIB致力于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富并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區域合作和伙伴關系”,[26] 它的成立標志著全球范圍內地區化博弈的重心全面轉向亞太,且進入貿易、金融、發展各議題交叉聯動的新階段,它的開放性結構使其與現有機構形成了很好的補充與互動,在開業之前便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是中國以地區化建設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范例。第二,在貨幣領域切實推進地區機制的有效性建設,為全球性體系添磚加瓦。例如,清邁倡議多邊化機制(CMIM)和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CRA)機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中心的全球應急融資體系的重要補充。中國應在推動和提升這些機制的效能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G20杭州峰會期間,中國推動IMF與CMIM的聯合演練即是一個有益的實踐。[27] 第三,推進地區貿易體系建設。當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前途未卜,為中國推動亞太地區貿易一體化建設提供了新的機遇。即便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或亞太自貿區遭遇困難,中國也可效仿CMIM經驗,先推動東盟與中日韓(10 3)框架下的貿易規則體系多邊化。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便是對東亞地區乃至全球貿易體系的重要貢獻。

       (三)加強G20機制實效和宏觀政策協調

       G20是國際經濟合作和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其在防風險、提效率、促公平等系統性和全局性問題上,尤其是在加強各大經濟體領導人之間的戰略溝通和信任建設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作為G20中重要的新興經濟體代表之一,中國在國際貨幣金融、貿易投資、發展等各領域均是具有系統重要性影響,也是未來國際體系變遷最主要的變量之一,備受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主辦G20杭州峰會,為大國協調共同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新的著力點和中長期方案。然而,世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等“慢性病”需要標本兼治,絕非畢其功于一役所能實現。在后杭州峰會時代,中國應繼續利用其在G20“三駕馬車”中的地位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影響,推動相關成果落實,確保G20機制的實效。

       G20杭州峰會的成效乃至未來該機制的發展,核心在于增強化共識為行動的能力。由于G20不具備約束性,杭州峰會所達成的創新增長藍圖、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以及關于全球投資、綠色金融、能效、可再生能源指導原則和行動計劃等成果,大多為建議、倡議性質。這些原則性共識背后仍存在巨大的利益分歧和立場沖突,需要后續的對話、談判加以細化落實。為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推進相關議題的工作機制。例如,在杭州峰會期間,創新增長議題分別由科技部、工信部、網信辦等牽頭,經合組織(OECD)等國際組織協助,但尚未成立專門的工作組細化落實。《杭州峰會公報》第11條規定,將設立一個專題項目組,在OECD等組織支持下,進一步推動G20創新、新工業革命和數字經濟議程,且其討論內容要“符合未來G20主席國的優先工作方向”。[28] 對此,中方應加強與G20成員,包括后續主席國的協調,共同推進相關規定,確保后續落實。

       中國對G20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能發揮多大的影響力和協調力,根本還是取決于自身發展以及發揮示范引領作用的能力。因此,中國要切實推進結構性改革和發展方式轉型,力補貨幣、金融領域與高端制造業短板,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贏得新的國際競爭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中國提升對國際議程和規則影響的根本。同時,中國應進一步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和外資準入條件,提升對全球公共產品的資金和智力貢獻,軟硬實力配合,推動貿易、投資、金融、氣候、能源等各領域系統性全球性問題的解決。譬如中方可充分利用國內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和快速發展優勢,掌握全球電子商務貿易規則制定的主導權。總之,中國可依托國內自身產業和創新優勢,積極推動相關領域國際規則的討論和制定,推動中國優勢產業的實踐和慣例進一步制度化。

       結語

       全球經濟治理正面臨新舊動能轉換以及規則競爭加劇等復雜而嚴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識并激發新的合作動力。中國的進一步發展需要依托開放包容的全球體系,亦將為可持續的全球化提供新機遇和新動力。以主辦G20杭州峰會為標志,中國已經確立了全面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方向,下一步應在推進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聯動、建設更加堅實有效的地區機制等方面著力,加強G20實效性,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包容、有效。


文獻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1期


注釋:

[1]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Spillovers amid Weak Growth,” January 2016.

[2] Ibid..

[3] James M. Boughton, “Stabiliz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n the System be Sav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Vol.2, September 2014, pp.5-7.

[4] 互聯網通訊技術的發展,尤其是社交媒體在世界范圍內的迅速擴撒,推動人類社會加速步入所謂“后真相社會”。信息的碎片化、偏激化、虛假化加速蔓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如何管理社交媒體對社會輿論、社會穩定所帶來的巨大沖擊。“Art of the lie,”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0, 2016;王文:“Web 2.0時代的社交媒體與世界政治”,《外交評論》2011年第6期。

[5] “Outlook on the Global Agenda 2015,”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reports.weforum.org/outlook-global-agenda-2015/wp-content/blogs.dir/59/mp/files/pages/files/outlook-2015-a4-downloadable.pdf.

[6] The World Bank,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2016: Taking on Inequality,” 2016, pp.9-10.

[7] Ibid..

[8] James K. Galbraith,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A Study of the World Economy Just Before the Great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9] 這方面的論述可參見Joseph S. Nye. Jr.,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Foreign Affairs,Vol.96, No.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10-17; Evan A. Feigenbaum, “China and World: Dealing with A Reluctant Power,” Foreign Affairs,Vol.96, No.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33-40; Kori Schake, “Will Washington Abandon the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96, No.1, January/February, 2017, pp.41-47;劉興華:“印度的全球治理理念”,《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王翠文:“拉美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歷史與現實”,《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10] Robert Niblett, “Liberalism in Retreat,”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17, pp.17-24.

[11] 俞可平:“全球治理的趨勢及我國的戰略選擇”,《國外理論動態》2012年第10期;胡鍵:“全球治理的價值問題研究”,《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第11-15頁。

[12] James Manyika,et. al.,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Febuary 2016, http://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digital-mckinsey/our-insights/digital-globalization-the-new-era-of-global-flows.

[13]“習近平: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6年7月1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1/c405440-28516035.html。

[14] 楊潔篪:“不斷把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16年9月15日。

[15]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干意見”,新華網,2015年5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9/17/c_1116598050.htm。

[16] “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17] Scott Morris, Mamoru Higashikokubaru, “AIIB Voting Power: How Does It Compare to the other MDBs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the US and Japan?,”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July 9, 2015, http://www.cgdev.org/blog/aiib-voting-power-how-does-it-compare-other-mdbs-and-what-does-it-mean-us-and-japan.

[18] “讓中國力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的重要講話”,新華網,2016年9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8/c_1119642701.htm。

[19] “中國制定發布《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哈薩克共和國大使館網站,2016年10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ce/ceka/chn/sgxx/sgdt/t1408896.htm。

[20] 查日升:“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全球價值鏈治理視角”,《宏觀經濟研究》2015年第5期。

[21] 周宇:“全球經濟治理與中國的參與戰略”,《世界經濟研究》2011 年第11 期。

[22] 陳東曉、薛磊:“杭州峰會為G20構建新支柱開拓新領域”,東方網,2016年9月6日,http://news.eastday.com/c/20160906/u1ai9708817.html。

[23] 蔡拓:“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當代中國兩大戰略考量”,《中國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第5-14頁。

[24] “MDBS Joint Declaration of Aspirations on Actions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Global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Alliance Initiative,” http://www.g20.org, August 20, 2016.

[25] 查曉剛:“全球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與國內公共產品”,載樊勇明、薄思勝著,《區域公共產品理論與實踐:解讀區域合作新視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2-53頁。

[26]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rticles of Agreement,” June 29, 2015, Art. 1.1.

[27] “二十國集團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中國方案”,新華網,2016年8月17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8/17/c_129237111.htm。

[28] “G20 Leaders' Communique Hangzhou Summit,” September 6, 2016, http://www.g20.org/English/Dynamic/201609/t20160906_3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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