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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COMMENTARY
低碳經濟背景下的全球氣候治理新趨勢
于宏源 2016-12-06

    《巴黎協定》的重要意義在于其反映并強化了全球氣候治理轉型的總體趨勢:低碳競爭和合作取代了溫室氣體強制減排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全球責任共擔和自愿減排原則的結合取代了南方免責原則成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的新涵義;在國內、跨國、小多邊、多邊層次上對多種類型國際領導的需求也更高。這些變化對中國而言可謂機遇和挑戰并存。


  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分別于1992年和1997年達成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簡稱《議定書》)是全球集體行動的重要制度基礎。《議定書》明確了全球氣候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由上至下地規定強制減排目標;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減排義務進行簡單二分免除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義務。由于這兩大制度安排與實際需求的矛盾,《議定書》指導下的全球氣候治理“京都模式”從建立之初就遭到了廣泛批評。

  2015年底達成的《巴黎協定》對“京都模式”進行了重大調整,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使自下而上的“自愿減排”與頂層政治壓力的結合成為新的制度安排,以具體國情為依據的“有區別的責任”和全球“責任共擔”取代“南方免責”原則。實際上,“京都困境”的化解并不是在巴黎的談判桌上完成的。若想全面地理解《巴黎協定》、全球氣候治理的發展及其對中國的意義,必須跳出《巴黎協定》本身,去分析在“京都困境”下全球氣候治理得以向前發展的主要動力機制。

  一、“京都困境”和《巴黎協定》

  雖然《議定書》是全球氣候治理歷史上最具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文件,但許多研究者明確指出,“京都模式”為全球氣候治理開出了錯誤的藥方,“京都困境”的出現是必然的。由于全球治理歸根結底還是依賴各國的自覺、自愿行動,《議定書》的作用就應是調動各國和各種行為體集體行動的積極性。但是,“京都模式”的制度設計卻產生了相反的效應,其中兩大問題最為致命,可以被視為造成“京都困境”的核心原因。

  第一,減排效率和經濟發展的矛盾制約了《議定書》治理模式的有效運轉。《議定書》通過由上至下地強制規定溫室氣體減排進行氣候治理,但這種以“控制”為中心的治理路徑與在全球范圍內占主導地位的發展中心主義理念存在沖突。

  遏制全球變暖是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而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是具體到各個國家的國際義務,也就是各國的負擔。由于強制減排將給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成本,但氣候治理的具體收益卻充滿不確定性,各國有強烈的搭便車動機也就順理成章。各國主權和減排責任的沖突影響了氣候制度效率。可以說,以控制為主導的治理模式使國家無法從減排行動中獲得經濟收益,這注定了國家參與氣候治理的力度非常有限。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國際制度不能夠解決國家行動的赤字,國家利益和制度的不協調還可能反過來沖擊制度本身的權威性,從而造成制度受到壓力而趨于瓦解。結果也正如預期,《議定書》不但遲至2005年才正式生效,其治理效果也極其有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之后,“京都模式”事實上已經接近名存實亡。

  但是,參與氣候治理并不注定是國家的負擔。從本質上講,雖然溫室氣體排放是全球氣候變化的直接原因,但溫室氣體排放過量是由于當前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的碳依賴,例如能源系統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城市規劃過分依賴電力的采光系統、缺少對清潔出行方式的支持、高碳排放的生活方式等。因此,全球氣候治理本質上并不是一個減排問題,而是一個關于如何使國民經濟發展方式轉向低碳化甚至無碳化(de-carbonization)的問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必然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為引領轉型的國家創造巨大比較優勢和經濟收益。但是,“京都模式”卻遏制了經濟低碳化運動的發展。

  與溫室氣體減排相比,推動經濟低碳化要求包括國家、地方、組織、個人等在內的政治經濟體系的所有層次都進行系統性改革。推動這一系統性工程的必要條件是多元行為體(國家、地方政府、市場主體等)在多層次(國家層次、地區層次、跨國層次等)上采取多種行動(能力培養、觀念傳播、利益建構等)。但是,由于“京都模式”將全球氣候治理鎖定為自上而下的、由國家主導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多元行為體在多層次上的行動能力長期以來受到了多邊氣候制度的抑制。因此,“京都模式”的多邊主義和國家中心主義偏好,從根本上不利于動員推動經濟低碳化的力量。

  第二,多邊氣候談判各方圍繞減排原則的矛盾造成《議定書》執行不力。在各國參與氣候治理的動力本來就不足的情況下,南北方國家對“京都模式”中減排義務分配的根本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簡稱CBDR-RC原則)——的規范性認知也存在嚴重對立。

  長期以來對CBDR-RC原則的解讀是全球氣候治理中南北沖突的焦點《議定書》在具體應用CBDR-RC原則時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減排義務進行了簡單二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實際上獲得了“免責”優待,這遭到了一些發達國家持續不斷的批評。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對抗性行動、話語重構、建構利益同盟等方式不斷對CBDR-RC 原則的權威性造成沖擊。除了美國,日本、加拿大、歐盟等也都以不同形式向發展中大國施壓,要求重塑CBDR-RC原則,并以此作為其減排行動的條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南方免責”原則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正當性是不容討論的,一切協議都需要以尊重CBDR-RC原則和對南方國家進行優待為前提。

  結果,各國在多邊談判中圍繞CBDR-RC的爭吵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政治資源,而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歐盟、加拿大等全球氣候治理的傳統領導者對CBDR-RC原則認可度的降低又進一步削弱了《議定書》附件一國家承擔減排義務的意愿,這也是造成“京都模式”運轉不良和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失敗的重要原因。

  《巴黎協定》之所以被視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新突破,就在于它在多邊制度層面突破了“京都模式”的一些制度框架,進而為化解“京都困境”提供了制度支持。《巴黎協定》以“全球責任共擔”加“自愿減排”的方式對CBDR-RC原則進行了重新應用。在《巴黎協定》中,根據不同國情對國家義務的區分取代了對南北方國家的簡單二分,這為南北方國家重新建立了規范的契合點。更重要的是,由于《巴黎協定》事實上放棄了“京都模式”的頂層設計路徑,它有助于鼓勵多元行為體的積極性,從而有望推動經濟低碳化運動更快發展。

  但是,《巴黎協定》本身只是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發展進程的階段性成果,這一協定本身的政治象征意義即對前一階段全球氣候治理轉型進行制度確認大于實際意義,推動化解“京都困境”的主要力量來自多邊氣候談判場之外。全球經濟低碳化運動的興起和氣候談判陣營的分化和重組為多邊談判的成功準備了必要條件。而在上述兩個進程中,國際領導者的推動作用十分突出。在一定意義上,主要是中美引領了經濟低碳化運動和氣候治理國際規范的轉型。

  二、低碳競爭與氣候治理利益結構的重塑

  “京都模式”的失敗是全球氣候治理傳統路徑(頂層設計、排放控制)的重大挫折。但是,這一挫折卻促成了多邊主義氣候治理路徑壟斷地位的喪失,釋放了原本被壓抑的創新力量進而開啟了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多元化、多層化和復雜化的進程。“體制復合體”或“制度碎片化”已經成為理解當前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概念。但既有的對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復雜性的研究主要強調《公約》和《議定書》外體制對多邊氣候制度的沖擊和干擾。

  從系統層次分析,多邊制度外氣候治理機制的大發展對全球氣候治理而言利大于弊,因為多元行為體在多個層次上對低碳化的推動正是全球經濟低碳化的關鍵條件。在多邊氣候制度陷入困境的表象之下,多元行為體正在多邊制度框架之外獨立行動,推動著一場全球經濟的低碳化革命。

  第一,在市場層面,市場主體正在通過碳標記、采購控制等形式推動著供應鏈的低碳化。在這一進程中,大型跨國企業是主導性力量,而非政府組織(NGO)和政府則通過標準制定等方式對企業的行為施加影響。比如,由于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據優勢,來自發達國家的采購商和經銷商(比如沃爾瑪)對被采購產品碳排放量的嚴格要求正有效地迫使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采用更加低碳環保的生產方式。

  第二,在次國家層面,城市、省級行政單位對于支持低碳經濟的發展也非常積極。比如一些北歐和北美城市正引領著低碳城市、城市規劃革新、城市能源系統可再生化等政策創新。城市之間的跨國網絡(以“C40城市氣候領袖群”為代表)也正成為低碳政策擴散的重要平臺。(“C40城市氣候領袖群”于2005年成立于倫敦,是一個旨在推動世界各大城市間合作,共同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并提高能源效益的國際性網絡,目前在全球已有83個成員城市。——編注)

  第三,在國家層面,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政府對新能源項目和碳交易機制的大力支持。比如歐盟的碳交易體系和英國、德國實施的能源、資源、生態、環境稅收政策刺激了更多的市場主體參與低碳化生產。中國也在地區碳交易平臺試點的基礎上,積極進行全國性碳市場建設。

  第四,在國際層面,全球氣候治理逐漸涌現出由少數國家組織的小多邊論壇和合作機制。這些機制如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CEM),為低碳政策的跨國擴散、低碳合作氛圍的培養、低碳技術的推廣等提供了重要渠道。可以說,隨著多層次、形式多樣的低碳化運動的展開,全球經濟的低碳轉型正成為不可逆的潮流。人們開始意識到,由于低碳經濟正在改變和創造著市場生態,經濟行為體(自然也包括國家)可以在全球經濟的低碳轉型中獲得巨大利益。因此,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影響國家未來國際競爭力的關鍵要素。

  由于氣候變化所產生的巨大的全球影響,世界各國開始致力于用經濟手段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在此基礎上世界經濟逐漸出現了“低碳化”現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大國紛紛出臺高級別政策,以推動各自低碳經濟的發展。美、歐、中三大經濟體都在利用政策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競相成為低碳國際經濟發展模式的領頭羊。

  有研究在分析歐盟減排的動機時指出,對能源安全的擔憂、歐盟在低碳能源技術上的優勢,以及其在低碳商品貿易中的優勢都是歐盟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表現積極的原因。還有分析指出,奧巴馬政府采取的所謂“綠色新政”的核心目標就是“改變國際資源的分配體制,造就一個數十萬億美元的新型綠色產業,大量增加國內就業,拉動美國經濟再次崛起,實現美國從消費社會向生產社會的轉型”。而提供減排公共物品不過是上述經濟動機的副產品。類似地,有學者指出,中國大力推動碳交易市場建設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搶占未來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制高點。《巴黎協定》把溫升控制在2℃之內作為共識,并要求全球盡早達到溫室氣體排放的峰值,在此背景下各國將積極推進能源發展向綠色、低碳方向加快變革。

  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和低碳競爭的加劇對全球氣候治理無疑是重大利好。這一由市場和政府共同推動的經濟發展新趨勢使各國關注點出現轉移。它們不再專注于推卸溫室氣體減排責任,而是積極采取國內經濟政策,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清潔能源和綠色科技,以緊跟或引領時代發展潮流,經濟發展模式向低碳化轉變成為各國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減排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副產品,也就不再成為矛盾的焦點。可以說,全球氣候治理體系背景的這一重大轉變化解了“京都模式”的一個重要矛盾——減排作為國家的負擔和由此形成的搭便車行為,為新多邊氣候制度的達成準備了條件。

  由此,雖然《巴黎協定》對各國減排量的要求極為寬松,卻仍被視為全球氣候治理的重大成功,就是因為全球經濟低碳化趨勢已經不可逆轉,而這種趨勢的延續已經不再依賴多邊協議的推動。

  三、氣候治理新原則的發展

  美國政治學家、現任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教授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杰出教授約瑟夫?奈將政治化定義為議程形成的過程。傳統的政治學觀點強調權力的競爭和運用,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和當代英國政治學家安德魯?海伍德(Andrew Heywood)等。現實主義代表人物、美國國際關系理論家漢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1904-1980)尤為強調政治中權力爭奪的因素。

  氣候變化政治化的過程就體現在議程的設定中,大國博弈從行動上推動氣候制度形成。雖然全球經濟低碳化和國際低碳競爭改變了國家的利益,但國家利益的轉變并不必然傳導到國際談判層面。事實上,即使國家已經將低碳發展視為其利益,它們也不必然在國際談判中做出妥協。如果沒有主要國家對矛盾焦點問題如“如何解讀CBDR-RC和有效減排義務分配體系”的妥協,全球氣候治理將出現多邊談判與國家行為脫節的情況。

  那么,為什么多邊氣候談判能在巴黎取得成功?解決全球氣候治理中南北規范沖突的關鍵在于南北方規范性認知的重塑。發展中國家需要軟化對南方免責原則的立場,發達國家則需要降低對發展中大國過高的減排要求。

  (一)責任共擔和自愿減排原則的發展

  “京都困境”造成的氣候治理赤字推動了南北方陣營內部對氣候治理規范性認知的逐步轉變。隨著發展程度差異性和對氣候變化適應能力差異性的加大,南方陣營逐漸開始分化。發展中國家中的小島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最差,對“京都困境”的不滿也最大,因而要求各國采取激進的全球性減排。以發展中大國為主體、成立于2009年的“基礎四國”集團逐漸成為少數派。與此同時,以巴西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大國也開始倡導一個包含發展中國家的全球減排體系(“巴西方案”)。這樣,原本以“77國集團(G77) 中國”為主要組織形式的發展中國家陣營發生分化。

  來自南方陣營內部的認知變化對中國、印度等新興大國造成了強大的壓力。有研究顯示,以對抗發達國家為重要使命的“基礎四國”集團在論及自身減排義務分配原則時往往含糊其辭,這說明發展中大國已經認識到自己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擁有不同的身份。在這一基礎上,哥本哈根大會以后的氣候談判逐漸拋棄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簡單二分,而是以“參照不同國情”限定“有區別的責任”。

  此外,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一些發達國家開始建構基于自愿原則、自下而上的新溫室氣體減排模式,并在一些小多邊機制中試行了這種新原則。該治理模式的關鍵在于:在現有的碳排放核算方法論基礎上,各國主動承諾一定時期內的碳減排量,但該承諾并不具有強制性。這與在《京都議定書》框架內的強制減排形成了鮮明對比。

  美國主導的亞太清潔發展和氣候新伙伴計劃(Asia Pacific Partnership on Clean Development and Climate,簡稱APP)就采取了自愿參加、自愿行動的合作原則。雖然APP 的實踐遭到了歐盟和許多相關氣候治理組織的強烈批評,但該模式卻受到了發展中大國的歡迎。從規范建構的角度來說,APP 成功拉攏了發展中國家的參與,并促進了自愿型全球氣候治理實踐的傳播。2013年APP 宣告停止活動之后,多數氣候俱樂部(以CEM為最典型)復制了APP 的組織原則。在多邊層面,哥本哈根大會之后,全球氣候治理開始強調所有國家共同減排,并逐漸提出了自下而上的減排模式。

  (二)中美的規范倡導行為與新原則的法律化

  規范的傳播往往需要由強有力的規范倡導者來推動。在責任共擔和自愿減排原則傳播的過程中,中美合作對兩個新原則的加速傳播和法律化至關重要。中美在氣候治理中的行為從消極向積極的轉變自然是受到了前述利益結構和規范背景轉變的影響,但同時,建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領導力的訴求也是推動兩國合作的重要因素。兩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主要通過理念創新、充當榜樣和協調者的方式,在巴黎會議召開前就為會議的成功創造了關鍵條件。

  首先,中美主導了對CBDR-RC原則的重新解讀。2014年11月12日,中美共同發表了《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這成為巴黎會議之前最重大的利好消息。兩國在聲明中強調:“雙方致力于達成富有雄心的2015年協議體現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這實際上軟化了CBDR-RC 中的南北區分原則,從而為CBDR-RC 原則的新基礎鋪平了道路。基于中美的重要共識,2014年12月召開的利馬氣候大會關于CBDR-RC 原則的措辭與2014年11月中美在北京宣布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措辭完全一致,這從側面驗證了中美兩國對利馬大會的重大貢獻。

  其次,中美協調為多邊氣候談判注入了至關重要的政治領導力。這成為巴黎氣候峰會取得成功的關鍵推動力。在聯手解決了重構CBDR-RC 原則這一重大政治問題的基礎上,中美在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宣布了兩國2020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目標:“美國計劃于2025年實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26%~28%的全經濟范圍減排目標并將努力減排28%。中國計劃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并計劃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20%左右。”上述目標的政治意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從全球減排來說,中國和美國的減排目標都與氣候主義者對兩國的期望有差距。但從政治意義來說,美國再次回到量化減排道路上來,而中國則首次提出了量化減排目標,這為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2015年9月25日,奧巴馬總統在與到訪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時說:“當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能源消費國以及碳排放國像(今天)這樣走在一起,那么無論是發達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的其他國家都沒有理由不作為。”

  最后,多邊氣候談判長期以來是在各談判陣營,包括“傘形集團”、歐盟、“基礎四國”、立場相近的發展中國家(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簡稱LMDC)、小島嶼國家聯盟(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簡稱AOSIS)、“G77 中國”之間艱難拉鋸。因此,談判若想取得進展,就必須依賴一些有能力協調多個陣營的國家開展積極的外交行動,中美(尤其是中國)這樣的關鍵國家,其作用舉足輕重。從2014年APEC 北京峰會開始,中國便與美國、歐盟、法國以及印度等很多主要經濟體聯合行動,宣布了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和聲明(包括2014年6月的《中英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5年5月的《中印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5年5月的《中巴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5年6月的《中歐氣候變化聯合聲明》、2015年11月的《中法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等)。中國與其他關鍵國家間積極的事先協調為《巴黎協定》成果打下堅實基礎。

  四、特朗普帶來的新變局和中國的政策選擇

  《巴黎協定》的重要意義在于其反映并強化了全球氣候治理轉型的總體趨勢:低碳競爭和合作取代了溫室氣體強制減排,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全球責任共擔和自愿減排原則的結合取代了南方免責原則,成為CBDR-RC原則的新涵義;在國內、跨國、小多邊、多邊層次上對多種類型國際領導的需求也更高。這些變化對中國而言可謂機遇和挑戰并存。傳統上,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角色相對保守,在多邊談判中堅持南方免責原則曾經是中國的工作重點。顯然這一行為模式已經不足以應對全球氣候治理轉型的現實。《巴黎協定》所反映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深刻轉型要求中國積極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并抓住機遇,主動引領全球氣候治理的發展方向。

  然而美國大選結果為全球氣候治理帶來新的變局。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落下帷幕,共和黨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Trump)最終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當選美國第45任總統。共和黨除總統外在議會選舉中也獲得勝利,空缺的最高法大法官也將由新任總統提名,隨著后續政府人事更迭,美國國內立法、行政、司法在能源和氣候政策上都面臨倒退的風險。當然市場和企業、地方和民眾關于低碳轉型本身已經形成了一些動力,但未來推進氣候治理的節奏會大大變緩。特朗普上臺標志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進入到了一個復雜階段也標志著全球能源氣候治理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巴黎協定》的正式生效標志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落實階段,然而特朗普上臺可能沖擊既有的全球治理格局。

  特朗普競選過程中宣稱要推翻美國之前的立場,退出《巴黎協定》,現實中要實現這一點難度比較大。但是特朗普領導的美國行政分支可能減少氣候變化資金和其他氣候多邊承諾,這可能造成《巴黎協定》在執行和實施上遭遇困難,這難以避免。結果將是氣候變化治理有承諾但無法執行。美國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大氣科學教授邁克爾?邁恩(Michael E.Mann)直言不諱地表示:“(特朗普當選,)全球氣候都要完蛋。”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French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的生物海洋學教授讓-皮埃爾?加圖索(Jean-Pierre Gattuso)則表達了特朗普當選可能給《巴黎協定》帶來的負面影響:“即便美國在未來四年內不能正式退出《巴黎協定》,但美國不積極推動該文件的落實便很有可能給數十億人的生活帶來影響。”

  德國波茲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所長、全球知名氣候問題科學家漢斯?若阿希姆?施爾胡貝爾表示:“現在,全球其他國家必須要摸索出一條沒有美國參與的氣候變化風險減緩與清潔技術創新之路,美國可能在這條道路上成為障礙,歐洲和亞洲應當承擔起先鋒角色、拯救世界。”

  盡管如此,由于全球經濟低碳化的趨勢不可阻擋,中國更加積極地推動經濟的低碳轉型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大力發展低碳經濟是適應國際貿易中供應鏈低碳化這一新形勢的需要。由于碳排放標準較高的經濟體能夠通過“加州效應”推動全球碳排放標準的提高,中國商品必須未雨綢繆地應對未來市場的發展趨勢。(2006年美國加州通過氣候變化地方立法后,通過多個州長行政令等促進低碳和減排,形成“加州效應”。)

  另一方面,由于低碳經濟發展尚在初期,許多技術、制度、規則等尚不健全,中國與西方國家幾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將有更好的機會在經濟轉型中建構新的經濟競爭力。中國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建立的“試點-推廣”模式進行低碳政策創新,從而比西方國家更快地推動低碳經濟、技術、政策的發展和傳播。比如,試點-推廣模式在中國碳市場的建設過程中就得到了有效應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激勵使地方政府有強大的創新熱情,而地方政府既有引進和消化西方成功經驗的意愿,又有政策創新的意愿,更力圖將自身的碳市場建設成為全國碳市場的標桿。這一系列良性互動能夠使中國的碳市場建設速度較歐洲更快、政策完成度更高、效果更好。未來,當世界各地區碳市場逐步聯結時,中國顯然將更具競爭力。

  在多邊制度建設層面,中國的領導力也非常關鍵。中國具有領導多邊氣候制度建設的先天政治優勢。一方面,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并且是一個能源消費高度依賴煤炭的國家。中國在繁重的經濟發展任務下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治理,并且遵守承諾情況良好,這使其具有很高的權威和聲望。

  另一方面,中國還是多個氣候談判集團的成員。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既能夠通過“基礎四國”機制協調發展中大國的立場,也能夠通過“G77 中國”機制協調最不發達國家的立場。同時,中國還通過雙邊合作與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保持協調。中國的密集雙邊協調促進了《巴黎協定》達成,《巴黎協定》文本是經中美兩國率先磋商,之后通過各談判集團協商等形式達成的。因此中國對全球氣候治理的榜樣力量強于歐洲,聲望高于美國,有爭取全球氣候治理話語權的優勢。

  長期以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身份的固守限制了自身領導力的發揮。榜樣和協調能力固然重要,但理念創新、制度創新仍是領導力不可或缺的環節。中國應有意識地總結自身實踐,將其建構為規范性話語。


文獻來源:2016年12月6日《東方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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