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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COMMENTARY
全球經濟治理的新態勢、中國的新角色及中國智庫的新任務
陳東曉 2016-11-17

在“2016上海全球智庫論壇”的主旨演講

  (2016年11月10日)

  陳東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首先感謝主辦方的邀請,再次祝賀本次全球智庫論壇的召開。
  我將就如何順應全球經濟治理的新變化,提高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綜合能力談三個方面的看法。第一是,當前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發生哪些新的變化,具有哪些新的特征?第二是,全球(經濟)治理在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議程中占有怎樣的地位?第三是,中國如何進一步提升參與和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尤其在中國成功舉辦了2016年杭州G20峰會以后,以及智庫如何發揮更有建設性的作用。
  第一,新世紀以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發生著一系列新變化。
  (1)領導力量分化,但新老領導力量的交替仍處于過渡期。新興經濟體勢力的相繼崛起,利益攸關方數量顯著增加,改變了原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力量格局。未來領導全球經濟治理的力量模式將取決于傳統領導力量與新興領導力量之間的博弈互動關系,新老力量之間交替的模式尚不明朗。由此產生的問題和挑戰是國際公共物品供應不足的矛盾在這一階段更加突出,落實各國的國際承諾的任務更加艱巨。
  (2)治理理念(價值)多元化,加劇了全球治理話語權的競爭。新自由主義治理理念的主導和正統地位在2008年全球金融和世界經濟危機后正不斷受到挑戰和動搖,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多元的發展道路盡管遠沒有主流化,但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和理解,尤其得到了越來愈多發展中國家的肯定。全球經濟治理的理念(價值)多元化,導致日趨激烈的治理規則話語權競爭,包括規則制定權、解釋權和執行權。如何增進多元的治理理念(價值)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為全球經濟治理凝聚新的共識,避免非黑即白的價值對立甚至文化沖突,直面和回答這個問題和挑戰的政策和學術意義更加凸顯。
  (3)治理機制碎片化,暴露了現行治理機制在代表性、有效性方面的雙重缺陷。最為突出的是區域型、次區域型、跨區域型以及雙邊的貿易投資協定和談判正在取代WTO為主渠道的全球多邊經貿體制,不斷割裂世界市場的整體性。因此,國際社會如何加強溝通和利益協調,以構建高效、完整的經濟治理機制,克服市場機制失敗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重要環節,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三個問題和挑戰。
  (4)國內治理國際化,在日益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中,各大經濟體的國內政策的“溢出”效應和“回蕩”效應進一步顯著,管理和協調國內治理政策的“溢出”和“回蕩”的任務更加緊迫。相應的,各經濟體如何通過各自改革和轉型,強化自身適應外部世界經濟變化的沖擊,以及自身治理機制的韌性,成為檢驗各經濟體國內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標。尤其在當今逆全球化勢頭在增勢,各種經濟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反建制潮流比較盛行的背景下,如何協調好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的治理關系成為各國政府更加緊迫的一項任務,這也是全球治理新變化給我們提出的第四個問題和挑戰。
  上述四個新變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新的問題和挑戰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利益攸關方都無法回避,而且要勇于承擔責任,并共同來回答。
  我想與各位分享的第二個方面的看法是中國正在怎樣適應全球(經濟)治理的新變化,并努力發揮更關鍵作用。
  首先,很顯然,在中國的外交戰略議程中,全球(經濟)治理已經開始上升到前沿和中心位置。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提出“堅持以推進全球治理作為和平發展的基本要求”,把“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積極參與和推進國際秩序變革和全球治理進程”置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前沿。相比較以往“多邊是重要舞臺”的戰略定位,包括全球經濟治理在內的全球治理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外交戰略的基石和核心內容之一。
  不僅如此,中國正從兩個方面提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一是從理念到方案的供給側,中國努力成為全球治理進程的重要貢獻者。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很有包容性的愿景,豐富了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倡導了共商、共建、共享等全球治理原則和路徑等,并以“一帶一路”作為推動發展合作的國際公共產品,尤其在G20峰會上的近30項成果,有助于鞏固G20作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臺的轉型升級。當然,在擴大公共產品供給側領域,中國仍然面臨很多的挑戰和能力不足的方面。
  二是中方日益重視國內改革和全球治理相互對接,相互強化,努力達成良性互動。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堅持對外開放作為和平發展的重要路徑。從上海自貿實驗區的設立并加速在全國的擴大,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到大力推動跨區域和多邊貿易投資協議談判等,都體現了中方要繼續強化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紐帶、深化利益交融和依存格局的戰略意愿。同時,中國加強國內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與包括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在內的全球治理目標相互對接,推動達成巴黎氣變協議等,都是中方推動全球發展共識進一步在國內主流化,倒逼國內經濟社會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戰略性舉措。當然,在如何進一步強化全球治理和國家治理的統籌,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國家治理,依托國家治理推進全球治理,中國同樣面臨著重要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全球治理戰略如何豐富,或者說,中國的智庫應該如何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提供有價值的建設性的智力支撐呢?
  第一,我們要為如何加強“依托國家治理推進全球治理,同時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國家治理”這一互動強化的過程提供更多的理論指導和政策建議。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能力建設和全球治理的能力建設是相輔相成的一個整體。一方面,國內治理為全球治理的奠定基礎,提供動力,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過程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處于核心地位和領導地位國家的國內改革創新的成果越多,成效越大,越有機會和能力將這些國內的創新改革的原則、理念、甚至方案在全球議程中推廣。今年G20杭州峰會,中國之所以能提供大量的中國方案,實質就是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進程與G20各項議程的相互契合,從而發揮出引領作用。未來,智庫需要為加快國家治理的價值觀念、決策機制、動員和落實能力、以及社會、經濟等多領域的現代化提供更多的知識創新和知識分享,從而助推全球治理議程。
  另一方面,中國仍需要借助全球治理來深化國家治理的能力建設。其中,對智庫而言,加緊研究如何推進全球治理議程,包括聯合國2030議程、巴黎氣變議程等全球治理議程在國內的主流化,是保障國內發展議程與全球議程有效對接,從而產生相互強化效應的重要工作。我們非常高興的是,政府與智庫的互動更加密切,上海國研院作為《中國落實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的起草單位,發揮了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第二,機制碎片化背景下,我們要研究如何有效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議程在各主要(經濟)治理機制中的聯動,同時強化監督落實能力,以此提高全球經濟機制的效能,增強國際社會對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信心。
  這里有兩層意識,一是中國智庫要需要更加進取,參與到政府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規劃和政策設計中,幫助政府對全球重大議程、重要機制進行通盤和整體性的規劃,發揮不同國際、地區乃至此地區治理機制在重大議程上的相互對接、相互補充和相互強化的效應。例如,智庫應當為中國政府如何將杭州峰會成果、金磚合作機制、中非合作論壇約堡峰會成果、中國和東盟合作、中國-中東歐合作、中國和拉美合作等作整體規劃提供知識和智力支撐。二是智庫作為社會力量,要發揮我們的“輿論引領者”和“第三方監督者”的角色,推動各治理機制,如G20一系列重大成果落地,提高G20等經濟治理機制的實效。對此,中國智庫責無旁貸。
  第三,在當今治理理念和價值多元,治理話語權競爭激烈的背景下,中國智庫應有信心有能力在推動治理多元價值觀包容互鑒方面扮演更重要角色。一方面,智庫既要繼續推動可持續發展理念(中國的五大發展理念)主流化,并把它作為連接全球多元治理理念,凝聚新共識的紐帶。例如,為籌備今年的G20峰會,以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和政治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和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牽頭的T20(Think 20)三家中國智庫,在匯集國內外智庫的眾智的基礎上,為G20領導人峰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報告。
  另一方面,我們智庫要加強與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下屬主要國際組織合作,提高將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新實踐進行理論化和知識創造的能力,在特殊案例中尋找普遍意義,為中國實踐的世界意義提供理論和價值支撐。
  這里,我還要舉一個最近的例子,最新聯合國《上海手冊》已經在11月初聯合國人居三大會正式發布。這是中方參考借鑒國際上對城市發展的一般標準,自主選取全球優秀案例撰寫。聯合國人居署、國際展覽局、中國住建部安排專家評議指導,最終形成報告并在聯合國人居三大會首發,供全球城市領導參考使用。上海的一些重要智庫,包括來自上海社科院、同濟大學、上海圖書館以及上海國研院等團隊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對中國智庫而言,這同樣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最后我想強調,我們智庫應該自信而決不能自滿,盡管當前在世界的不少地區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反智”浪潮,盡管仍有不少人抱怨甚至嘲笑中國“有庫無智”,但作為智庫一員,我們應該將這些不滿、抱怨乃至嘲笑作為我們努力的動力,為人類福祉、為世界和平、發展和公正貢獻更多的力量,因為這正是智庫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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