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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東政策比較——理念、政策與貢獻
金良祥 2013-09-01
和平和諧理念 民主自由價值觀 伊核問題 “阿拉伯之春”
簡介
中美正致力于“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但其政策理念、手段和收效都存在較大差異,尤為明顯地體現在雙方的中東政策上。具體而言,美國既將西方式民主自由價值觀念作為其中東外交的終極目標,亦將推廣西方式民主自由作為其解決中東問題和謀求地緣政治利益的手段。中國以和平與和諧世界理念作為其中東政策的指導思想,將和平視為目標,將對話和談判等和平方式視為解決問題的手段。這種基本政策理念的分歧在雙方具體的中東政策中的表現相當明顯,特別是在頗受國際社會關注的伊朗核問題和“阿拉伯之春”的應對上。總體而言,美國的政策理念和方法的消極影響遠大于積極貢獻,而中國以和平與和諧理念為指引的中東政策有著特殊的積極貢獻,一方面防止了中東地區安全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東國家的外交獨立和地區地緣政治多極化發展。鑒于中美實力對比的巨大差距,中國仍需作重大戰略努力以推廣其和平與和諧理念。
正文
中東不僅歷來是大國角逐的重要地緣政治地帶,而且過去、現在乃至未來都仍將是關系各國經濟命脈的重要資源產地。中美兩國,一個是正在崛起的大國,一個是試圖維持其傳統地緣政治優勢的守成大國,兩者之間在這一地區的互動將對地區國際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中美之間在中東問題上固然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如中美都將中東地區石油資源穩定流向世界市場視為重要利益,但同樣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原則性差異。中國的中東政策建立在傳統文化中的和平與和諧世界理念的基礎上,而美國的中東政策則以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為綱。本文從分析中美中東政策背后的根本理念分歧出發,應用案例比較研究法觀察中美中東政策的基本差異,進而發現中國中東政策對中東地區和平、穩定與發展的特殊貢獻,并思考其未來發展路徑與對策。
 
一、中美中東政策的理念分歧
 
一國對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該國獨特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的反映,中美都不例外。因此,盡管兩國正致力于“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但雙方的外交政策理念、手段和效果卻存在重大差異,有時甚至是沖突,這相當明顯地體現在中東地區。作為世界上最為動蕩同時也是最富潛力的地區之一,中東是中美互動最為頻繁的地域之一,進而也是中美外交政策理念的重要交鋒場所。美國的中東政策以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為綱,而中國則以和平和諧理念為基本出發點。盡管具有務實主義成分,但美國的中東政策更多體現了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世界的理想,從而因其追求統一性而具有更多的理想主義成分。中國的中東政策以和平和諧理念為基礎,體現了維護中東國家以及中國自身國內發展利益的需要,并因其尊重多樣性而具有更多的務實主義精神。由此而來的,雙方的原則性分歧體現為,美國試圖以干預中東國家內部事務的方式實現民主自由等西方價值觀念的一統天下,中國則認為,外部干預反而可能導致地區動蕩,因此堅決反對干涉他國內政。
(一)美國中東政策以植根于美國特殊文化的民主自由價值觀為綱
美國是一個最初由一群逃離宗教迫害而遠離歐洲大陸的移民組成的國家,民主自由對美國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和價值,成為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有其必然性。正如小布什總統在第二任期就職典禮上指出,“從我們建國的那一天起,我們就一直宣稱,這個地球上的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擁有權利、尊嚴和無可比擬的價值,因為他們都是造世主的產物。”[1] 由于這種對民主自由的執著,美國在其并不悠久的歷史中建立了符合其自身文化特點——但未必符合其他地區——的政治模式,包括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和兩黨輪流執政的政黨制度,并成為當今多元世界中政治發展的重要成就之一。
西方式民主自由等價值觀深深植根于美國獨特的傳統文化,不僅被美國視為核心價值觀和核心利益,也是統領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導思想。中東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局勢的特殊復雜性,使得美國的相應政策尤其體現了上述特點。
首先,美國將推廣民主自由人權等西方價值觀作為其中東政策的最高目標。一方面,現代化中的先發優勢以及類似于贏得冷戰等歷史因素進一步助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由來已久的文化優越感。冷戰結束時,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極其自信地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已經成為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進步的終點”和“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這也就是“歷史的終結”,因為歷史不再會發展出更新的形態。[2]
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傳統文化的影響,美國等西方國家始終有一種強烈地向非西方地區擴張文化影響的使命感。在美國國內,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也無論是草根還是精英階層,都有一種強烈的共識,即“美國之所以要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是因為這些價值觀是美國所認為的應該輸出的生活方式,而是因為它們是普適的、不言自明的和不可剝奪的。”[3]
文化優越感和文化擴張的傳統共同構成了當代美國向全世界推廣其價值觀念的強大動力。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由于美國國力遠超其他國家,其領導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不同,所涉及的對象國的實力不同及其對于美國的戰略意義不同,美國推廣民主的努力也存在策略性的不同。如果說包括奧巴馬在內的歷屆美國總統在推行價值觀念的同時,都比較注意平衡地緣政治方面的利益,那么“9·11”時期執政的小布什政府則因其新保守主義的基本班底而將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外交推行到了極致。
其次,美國將西方式的民主自由視為解決中東問題的靈丹妙藥。中東地區熱點叢生,諸多問題根源各不相同,既有經濟發展滯后以及宗教和民族矛盾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國際方面的原因,比如強權政治。然而,美國置這些根本性的原因于不顧,將中東地區主要問題歸咎于民主自由赤字,并將推廣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觀作為解決中東問題的根本方法。
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國長期推行強權政治的后果之一,但美國認為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東地區缺乏民主政治,故而試圖通過民主推廣達到鏟除恐怖主義根源的目的,甚至不惜以軍事手段進行政權更迭。巴以問題由來已久,原因復雜,但2002年美國提出的“路線圖”計劃仍將巴勒斯坦內部進行民主改革作為推進中東和平進程的前提條件。伊朗核問題之所以呈現復雜局面,原因也在于美國對伊朗伊斯蘭政權的不滿。
第三,美國也以推廣價值觀為手段擴大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一些非西方國家的學者認為美國所提出和倡導的人道主義干預模式,實則并非真正出于對人權問題的關注,而是出于地緣政治利益的需要。在達爾富爾問題上,當地可能的確出現了人道主義危機,但美國干涉蘇丹內政的政策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因為美國不希望看到非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影響日漸擴大。
(二)中國的中東政策以建立在特殊的歷史和現實國情基礎上的和平和諧理念為基本出發點
中國中東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與美國不同,在美國總統和國務卿推銷西方式民主自由理念時,中國領導人則強調和平與和諧之珍貴。中國在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理念的框架內觀察中東問題,實施中東政策。
中國外交一直以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方式踐行著中國傳統的和合思想。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提出和平與發展兩大時代主題思想,并將維護國內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作為外交的重要任務。進入新世紀以后,面對世界上的“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中國學術界提出了“和平崛起論”,[4] 中國官方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和平發展理念,承諾走和平發展道路。[5] 2005年,胡錦濤主席分別在雅加達峰會和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了“和諧世界”理念,闡述了其深刻內涵。[6]
中國的和平外交既植根于中國傳統的生產方式,也與中國近代的特殊經歷有關,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內在需要。中國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是一個比周邊地區更加穩定、更加富裕的農業社會,與這種社會和生產方式相適應,中國文化將和平視為最高理念。自近代以來,中國長期遭受西方列強的欺凌和侮辱,曾是當代強權政治的受害者,與其他民族相比,中國人倍感和平之重要。正如溫家寶總理指出,“作為飽受戰禍之苦的民族,我們深知和平的可貴,更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7] 無論是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問題,還是伊朗核問題,中國都將和平置于首要位置。
中國的和平政策也源于自身發展的內生動力。“中國現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始終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開展對外交流合作”。[8]“經濟上,中東是中國最大的海外能源供應地、重要商品勞務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場;安全上,中東‘三股極端勢力’通過中亞、南亞向中國西部地區的滲透,構成中國西部邊疆穩定的潛在威脅”。[9] 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國內發展。因此,致力于地區和平與穩定是中國維護有利于其發展的外部環境外交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對美國的主導和進攻性態勢,中國以和平為核心關注的中東政策更多地體現出維護性和反應性特征。中國主張中東國家內部問題應由本國人民決定,外部勢力應尊重這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中東地區熱點問題應由有關各方通過對話和談判等和平方式予以解決,反對訴諸武力。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干預性政策仍然是影響中東地區形勢發展的主要甚至是決定性因素,這使得中國的中東政策在很多情況下表現為對美國政策的應對。中國反對干涉內政、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使用軍事手段,既是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體現,也因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上述政策不但不能為中東問題提供解決之道,反而已經成為地區局勢進一步惡化的原因。
 
二、中美中東政策的政策差異
 
21世紀初期,中美圍繞中東若干重大問題的互動構成了地區國際關系的重要內容。中美之間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中美中東政策的理念分歧便在具體的政策互動中不斷得到反映,盡管這同時也反映了中美雙方在中東地區的具體利益差異。下面,本文嘗試通過案例比較考察中美中東政策的理念分歧在政策層面的具體體現,聚焦于伊朗核問題和“阿拉伯之春”。
(一)中美在伊核問題上的政策比較
美國的一些學者和官員將中國視為美國和國際社會解決伊核問題的障礙,[10] 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觀點。中美在伊核問題上并不存在目標上的分歧。美國將伊朗核計劃視為其國家和盟友的安全威脅;中國也認識到隨著世界上擁核國家數量的增加,世界將更加不安全,沒有理由希望在其周邊地區出現新的擁核國家。
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等價值觀念一直是美國考察伊核問題的基本出發點。首先,伊核問題的根源在于西方國家對建立在非西方價值觀念基礎上的伊朗伊斯蘭政權的不滿。伊核問題之所以在2003年以后成為重大的國際熱點問題,原因并不在于伊核問題真的如同美國和以色列所強調的那樣迫在眉睫。在比較公正的穆罕默德·巴拉迪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期間,該機構出臺的有關伊核問題的報告均明確指出,伊朗的核計劃盡管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懸而未決問題,但并不能因此而斷定伊朗的核計劃是非和平的。[11] 同時,巴拉迪本人也多次表示,他并不認為伊朗確實在制造核武器,伊朗核武化的危險被過高估計,有人甚至故意夸大威脅。[12]
伊核問題本質上是政權問題。盡管伊朗是中東地區真正實行與西方類似的選舉制度的國家——或許僅略遜于以色列,但美國仍將伊朗伊斯蘭政權視為另類。美國寧愿接受親美擁核的伊朗,也不會接受反美無核的伊朗。國際關系建構主義也認為,武器本身并不是威脅,真正具有威脅的乃是持有武器的人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
其次,美國亦將民主推廣作為其解決伊核問題的最終手段。盡管現階段由于戰略行動能力大大下降,美國不得不試圖通過經濟制裁和談判交替使用的手段以達到迫使伊朗讓步的目的,但美國國內仍存在強大呼聲要求美國政府通過政權更迭一勞永逸地解決伊核問題。2011年10月,美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分別接受美國之音波斯語頻道和英國廣播公司的采訪,其重要內容則是宣布美國將設立一個“虛擬大使館”(Virtual Embassy)以幫助伊朗人前往美國學習和工作。[13] 此項舉措的目的是通過影響伊朗民眾的方式達到從內部推翻伊朗伊斯蘭政權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始終沒有放棄過武力更迭伊朗政權的意圖。2003年伊核問題被提上重要的國際議程,其基本原因則是在贏得伊拉克戰爭的階段性勝利之后,美國以政權更迭方式推廣西方式民主自由價值觀念的野心進一步膨脹,美國需要為對伊朗實施政權更迭找到一個合法理由。就在伊拉克戰爭后,小布什總統甚至揶揄地對伊拉克占領當局新長官說:“下一步你想做伊朗長官嗎?”[14] 美國小布什和奧巴馬兩任總統及其主要幕僚一直聲稱所有的選擇都放在桌面上,也就是說美國并不排除以武力解決伊核問題,與其說是為了達到威懾伊朗的效果,倒不如說是的確有此意圖。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明確可能采取政權更迭手段的意圖非但沒有扭轉伊核問題的惡化趨勢,反而使問題更加復雜。在伊朗看來,既然美國的目標是顛覆其伊斯蘭政權,那么在核問題上的讓步也就無法緩和與美國的關系。部分地基于上述判斷,伊朗在伊核問題上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政策。[15]
中國在伊核問題上的和平政策既包括關于維護不擴散體制的主張,也包括強調以和平手段解決該問題。中國“主張要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同時也要考慮到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希望“與各方一道,朝著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大方向共同作出努力”。[16] 中國關于以和平方式解決伊核問題的主張[17] 是其和平發展觀與和諧世界理念的具體體現,既有深層的理念方面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利益考慮。
中國與包括伊朗在內的中東國家有著廣泛的經濟貿易關系,特別是在能源領域,中國視伊朗等中東國家為重要來源,而中東國家視中國為主要市場。近年來,中國從伊朗和沙特的原油年進口量分別約為3000萬噸和5000萬噸。無論是因伊核問題引發中東地區核擴散形勢惡化,還是一場西方以伊核問題為借口發動的戰爭,都可能使原本不穩定的中東形勢更加脆弱,必然導致中東地區局勢陷入進一步混亂,不僅使中國不能“以合理的價格和穩定的方式”獲得能源供應,同時也將沖擊中國與中東在其他經濟領域的合作關系。
(二)中美在“阿拉伯之春”問題上的政策比較
2011年西亞北非地區的政治危機是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之后國際形勢演變中的另一個具有革命性影響的重大事件。中美中東政策理念上的分歧亦體現在雙方圍繞“阿拉伯之春”的互動上。
美國將“阿拉伯之春”視為推動中東地區民主化的機遇,并竭力借此擴大地緣政治成果。這場被西方冠之以“阿拉伯之春”的運動,雖歷時將近兩年,但仍未塵埃落定。非西方國家的學者認為這一發展未必具有美國所稱的“民主運動”的實質內涵,其結果也未必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所預期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體制。[18] 然而,美國仍然從民主自由等視角解讀、引導和推動這場政治危機。由于多個卷入這一政治轉型的國家涉及美國的重要地緣政治利益,美國推行政策時不得不有所區別,但基于站在“歷史正確一邊”(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的政策需要,美國始終將推廣西方價值觀念置于其首要地位。
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一直是美國關于中東和平進程和其他地區利益上的合作伙伴,長期實施親美的政策。但在關鍵時期,奧巴馬政府選擇了放棄而不是網開一面的政策。也門的薩利赫總統是美國打擊“基地”組織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即使如此,美國沒有給予其足夠的支持,而是對反政府運動采取了樂觀其成的態度。美國雖沒有直接主導,但作為重要成員參與了針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其目的則是通過給予反政府運動以有力的外部推動打破2011年3月反政府運動與政府之間僵持不下的狀態,從而進一步推動其他國家的反政府運動。當然,巴林自1949年以來一直是美國第五艦隊的基地,至今仍然對遏制伊朗、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鑒于其特殊地緣政治地位,美國不得不對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鎮壓巴林的反政府運動采取了默認的立場。
“阿拉伯之春”引發的中東國家內部和地區秩序混亂對中國秉持的和平發展觀與和諧世界理念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無論是出于其愛好和平的傳統,還是出于自身利益,中國都不希望中東國家內部發生動亂,更不希望外來力量的軍事干預進一步破壞中東國家內部和地區脆弱的秩序。中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國情使得中國難以承受中東之亂。中國沒有否決聯合國安理會關于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決議,而是投了棄權票,是因為該決議的初衷是保護平民安全,且得到了阿盟和非盟的支持。盡管西方國家對利比亞發動大規模空襲之時,中國已成功地從利比亞撤出了3萬多公民,但當看到一些國家對利比亞采取軍事行動造成平民傷亡的報道,中國仍明確表示“反對濫用武力造成更多平民傷亡和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19]
中美在敘利亞問題上的交鋒集中體現了雙方的根本理念分歧。如同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樣,敘利亞也存在政權合法性問題,阿薩德政府在維護國家和政權穩定的過程中可能出于政策不當造成了一定的人道主義危機。美國以人道主義為口號支持反政府力量推翻阿薩德政權的行為,也反映了其深層的價值觀念。同時,國際社會也有理由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的人道主義干預實乃出于對敘利亞阿薩德政權與伊朗結盟的外交政策的強烈不滿,故而試圖通過政權更迭達到改變敘利亞親伊朗政策的目的。
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和2012年7月19日,中國與俄羅斯一起三次否決了主要反映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意志的聯合國安理會關于敘利亞問題的決議。中國認為敘利亞的和平穩定只有通過政府與反政府力量之間的和平對話和談判才能實現,其前提則是雙方必須停止暴力行為。中國的政策體現了一貫堅持的不干涉內政原則,與美國支持一方、打擊一方的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
 
三、中國中東政策的特殊貢獻
 
不可否認,美國的民主自由等西方價值觀念在中東地區并不缺少市場;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的民主推廣政策使地區安全形勢更加惡化了。事實已經并將繼續證明,中國的和平政策為中東安全形勢的穩定作出了特殊的積極貢獻。
(一)中國中東政策防止了中東地區安全形勢的進一步惡化
中東地區的動蕩不安由來已久,原因既包括地區內部的宗教、民族矛盾和國家之間的利益之爭,也包括外部大國由于能源和地緣政治等因素而進行的爭奪和競爭。盡管美國的強勢存在尤其是在上世紀最后十年對于中東地區安全形勢的總體穩定曾經發揮過積極作用,但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民主推廣反而成了地區動蕩的重要原因。美國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的兩場戰爭以及在“阿拉伯之春”中推行的政策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制造了更多問題并成為問題的一部分。
中國所推行的和平政策為國際社會防止地區安全形勢的進一步惡化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在阻止21世紀初期美國兩波民主推廣運動中的外交便提供了很好的例證。中國雖然支持“9·11”事件后美國發動的全球反恐行動,但并不贊成美國在阿富汗過度使用武力的政策;中國與俄羅斯、法國和德國一道堅決反對美國將反恐戰爭擴大化的行為,強烈譴責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盡管中國未能阻止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但在防止反恐戰爭進一步擴大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如果沒有中國等主要大國的反對,小布什政府很有可能在2003年武力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后隨即將矛頭指向敘利亞或者伊朗。
“阿拉伯之春”發生后,奧巴馬政府雖然表現出謹慎和克制,但仍試圖借勢推廣民主。盡管由于美歐國家肆意曲解聯合國安理會關于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決議,中俄等國未能阻止因美歐空襲而造成的更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但中國與俄羅斯聯袂數次否決了有可能導致美歐國家軍事干預敘利亞危機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敘利亞更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尚未出現。
可以預期,對美國的中東政策來說,民主推廣仍將既是目標也是手段。岌岌可危但仍然勉強維持的敘利亞阿薩德政權仍將是美國民主政策的目標;抱持地區地緣政治雄心并堅持發展一定規模核能力的伊朗亦將是美國民主推廣政策的潛在目標。而基于和平和諧理念的中國亦必然繼續牽制美國的干涉政策。當然,囿于自身國力的制約,中國目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在中東地區所能發揮的作用仍是有限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硬實力實現了飛躍式發展,但仍然不足以在海外追求過高的戰略目標。中國不僅不具備遠程投送軍事力量的能力,而且經濟上的影響力也非常有限。中國的軟實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在西方掌握更為先進的傳播技術和資源的情況下,中國和平和諧理念尚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中國的積極牽制有利于中東國家的外交獨立和多極化發展
20世紀90年代,由于美國所具備的遙遙領先于其他大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以及其間美國政府所實施的政策有利于維護其霸權地位,美國成為唯一能夠主導中東事務的地區外大國。埃及、沙特、伊朗以及土耳其等中東主要地區力量雖然客觀存在,但并未圍繞地區問題形成具有戰略意義的互動,某些國家甚至未必能夠實施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于親美和反美成為地區政治的基本動力,親美和反美陣營的對峙成為地區格局的主要特點。
進入21世紀以后,中東地區一些重大事件相繼發生,為中東國家外交獨立性的增強以及地區地緣政治格局轉型準備了條件。美國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先后為伊朗消除了東西兩大宿敵,從而為伊朗和什葉派的崛起創造了條件;“阿拉伯之春”不僅削弱了埃及等部分國家,而且為土耳其和海灣國家發揮更大地區作用創造了平臺和機遇。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美國的相對衰落使得親美和反美作為地區政治的動力有所弱化,更為地區大國發揮作用提供了空間,并有可能為多極地區格局的形成開辟道路。
正在崛起的中國在中東所實施的和平和諧政策有利于地區國家和人民決定自己的命運,有利于地區國家之間形成相對獨立于美歐控制的地區格局。當前,中國所秉持的和平政策主要表現為反對干預內政和顛覆政權,雖如前文所言仍只具有維護性和反應性特點,但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考慮相結合,可共同成為牽制美歐國家左右地區局勢的因素。如果說美國的實力相對衰落為中東國家的外交獨立和地區大國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間和可能性,那么中國和俄羅斯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牽制為中東國家決定自己的命運以及地區大國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國際保障。正因如此,伊朗前外長、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外交顧問維拉亞提認為,敘利亞危機開啟了新冷戰時代。[20] 盡管“新冷戰”的說法未必契合當今世界地緣政治競爭和經濟上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二元特點的現實,但的確部分道出了圍繞敘利亞問題的大國博弈態勢的特征。
相對于穆巴拉克時期而言,動蕩之后產生的具有伊斯蘭背景的埃及政府在外交上表現出了鮮明的獨立性。在以色列發動針對哈馬斯的“防務支柱行動”之后,穆爾西不僅沒有像以往那樣關閉加沙與埃及之間的通道,而且派遣總理前往慰問飽受戰火之苦的加沙民眾,為突尼斯外長以慰問和聲援為目的的訪問提供方便。埃及所表現出的外交獨立性,固然與其政權的性質有必然聯系,但與中國秉持和平理念且在中東地區影響日益上升不無關系。穆爾西總統將中國作為其地區外的首訪對象國,而不是實施親美、親西方的政策。
 
四、有關中國中東政策的若干思考
 
中美在對待和處理中東問題上的政策存在原則性分歧。清醒地認識和正視這些分歧有利于中美在中東地區形成良性互動,更有利于切實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如何建設性地管控分歧是中美雙方共同面臨的嚴峻挑戰。
第一,中國的中東政策需要堅持有原則的合作。中美之間基于和平和諧理念與西方民主價值觀之上的政策差異也在雙方在其他地區的互動中得以體現,但中東因其局勢動蕩和熱點叢生而成為中美互動最為頻繁的地區之一。圍繞中東熱點問題的互動尤其能夠在更深的層次上體現雙方的政策差異。
如前所述,中美中東政策的差異不僅體現在目標上,而且體現在應對熱點問題的手段上。首先,美國的中東政策以推廣其價值觀和制度為最終目標,中國則以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為宗旨,表現出單純性和務實性;其次,美國試圖以推廣民主的方式解決熱點問題,中國則出于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需要主張以對話和外交的方式解決有關熱點問題;再次,美國也以價值觀推廣的方式擴大地緣政治利益,而中國在中東地區沒有地緣政治訴求。
盡管存在物質利益方面的分歧和競爭,但中美中東政策的差異更在于深深植根于各自特殊文化的理念和觀念。鑒于理念和觀念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需要與美國以民主推廣為目標和手段的政策保持距離。新世紀以來中東事態的發展還表明,美國的民主推廣政策造成了更多的動蕩,即損害了中東地區各國的共同利益,也損害了以中東為重要市場和能源供應來源地、并致力于維護地區和平的中國的利益。因此,中國完全有必要“反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顛覆別國合法政權”。[21]
當然,圍繞中東問題的互動只是中美總體關系的一部分,中國的中東政策必須服從以合作為主流的中美關系大局,服從“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的要求。[22] 更何況,中美在中東問題上仍存在諸多共同利益。中美均將中東地區的石油“以合理的價格穩定地”流向全球市場視為重要的利益;中美均不希望看到伊朗將其核計劃用于軍事目的,更不希望中東成為核擴散的重災區。
如何在堅持原則獨立性與合作之間保持平衡將是未來中國中東政策面臨的嚴峻挑戰。一方面,中國需要按照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的目標要求,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反對顛覆政權;另一方面,在具體問題上,中國需要保持靈活和合作的姿態。為此,中國不僅要重視在有關中東問題的機制內加強溝通,如伊核問題六方機制,而且需要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等雙邊機制內就有關中東問題加強溝通,以便更好地管控分歧。
第二,中國亟須向中東國家說明和平與和諧世界理念。中國的和平外交為世人知曉,更為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稱贊。自中國正式提出和平發展道路與和諧世界理念之后,中國的和平形象與和諧理念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同。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形象仍不斷被歪曲。今后一段時期內,如何進一步提升和平與和諧世界理念在中東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接受度將是中國面臨的艱巨任務。
盡管人們日益認識到西方的政治模式并不能解決中東地區的問題,但毋庸諱言,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口號依舊能夠吸引眾多盲目的眼球,仍然在包括中東在內的世界廣大地區得到非理性的追捧。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在某些方面正是這種對西方政治制度的盲目崇拜造成的。
現在乃至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由于西方國家仍然把持國際話語權,同時由于西方政治模式的表面吸引力,西方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念仍然具有明顯的強勢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國和平與和諧世界理念的國際影響。面對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勢,無論是出于維護中國自身利益還是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目的,中國都不僅要向包括中東在內的世界各國證明其經濟上的成功,更需要確立和平與和諧世界理念應有的國際地位。

文獻來源:《國際展望》


注釋:

[1] “President Bush’s Inaugural Address,” Washington, January 20, 2005, http://www.washington post.com/wp-dyn/articles/A23747-2005Jan20.html.
[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3] 高祖貴:《美國與伊斯蘭世界》,時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頁。
[4]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5.
[5]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2005年12月22日。
[6]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載《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第1版。
[7] 溫家寶:《實現共同安全 締造持久和平》(2010年9月23日在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上的講話),新華社聯合國2010年9月23日電。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2011年9月。
[9] 劉中民:《中國的中東熱點外交:歷史、理念、經驗與影響》,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第42頁。
[10] Willem Van Kemenade, “China vs. the Western Campaign for Iran Sanc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 pp. 99-114; John W. Garver, “Is China Playing a Dual Game in Ira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11, pp. 75-88.
[11] 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執行與<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有關的保障協定以及安全理事會第1737(2006)號決議、第1747(2007)號決議、第1803(2008)號決議和第1835(2008)號決議的相關規定》,維也納,2011年11月8日。
[12] “SPIEGEL Interview with Mohamed ElBaradei,” July 12, 2010, http://www.spiegel.de/ international/world/0,1518,705991,00.html.
[13] “Hillary Rodham Clinton, US Secretary of State’s Interview With Bahman Kalbasi of BBC Persia,” Washington, DC, October 26,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10/176237. htm; “Hillary Rodham Clinton, US Secretary of State’s Interview With Kambiz Hosseini of Voice of America's Parazit,” Washington, DC, October 26, 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 rm/2011/10/176299.htm.
[14]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第二次機遇:三位總統與超極大國美國的危機》,陳東曉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頁。
[15] 金良祥:《奧巴馬政府伊核政策調整探析》,載《外交評論》2009年第5期,第90-92頁。
[16] 2010年3月30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舉行例行記者會,中國外交部網站,2010年3月30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jzhsl/t676374.htm
[17] 同上。
[18] 劉中民:《民主未必是革命的唯一歸宿》,載《東方早報》2011年2月18日,第A18版。
[19] 2011年3月22日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舉行例行記者會,中國外交部網站,2011年3月22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jzhsl/t808563.htm
[20] “Syria Has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for East-West Cold War: Velayati,” Tehran Times, July 6, 2012.
[21]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頁。
[22] 同上,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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