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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其成果
趙干城
塑造身份認同與鞏固戰略基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演進
趙干城 2010-02-17
中國對外戰略 發展中國家 國際體系 戰略基礎
簡介
      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是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在如何處理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方面有著復雜的經驗和豐富的成果,既經受了意識形態和國家身份認同的矛盾,也為維護國家的戰略自主地位做了艱苦的努力。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國力迅速提升為中國在當代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平臺,在此之上,發展中國家的身份認同仍然是判斷中國對外戰略的一個出發點,因而推動與鞏固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將繼續成為中國的戰略選擇,包括與新興大國、周邊國家及非洲拉美等重要資源國的關系。
正文
      發展中國家是當代國際體系中的最大群體,也是中國對外戰略的基礎。[1]“基礎”一說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對國際體系的一種認識,即國際體系存在著一種隱性的結構,中國通過與這個最大群體構筑合作關系打造中國外交政策的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中國可以推進其戰略目標的實現。以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戰略目標而言,正確認識中國自身的身份認同與發展中國家在體系中整體地位之間的關系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中國作為一個戰略自主的民族國家,必然要努力提高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實現民族復興,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發展前景又和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地位聯系在一起。本文擬從當代國際體系發展的不同階段論述新中國對外戰略中與發展中國家關系這個方面,并試圖從中找出有助于理解未來發展趨勢的結論。
一、意識形態之爭與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
意識形態之爭是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標志。在這個標志下,幾乎
所有國家都有被歸類的經驗,這種歸類,自愿或非自愿,代表了雅爾塔體系的成型。新中國成立與國際體系這個進程幾乎是同步的,新中國成立后所做的選擇則既是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體系對中國在政策和戰略的選擇上所施加的制約的體現。中國的“一邊倒”選擇是在新中國審時度勢后做出的,這個選擇一方面擴展了中國在冷戰逐漸走向高潮時在國際體系中運作的戰略空間,使西方大國扼殺新中國于搖籃之中的企圖完全不可實現;另一方面,這個選擇也限制了中國實現完全戰略自主的可能,成為蘇聯領導陣營的一個成員,盡管中國當時在蘇聯陣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與其他相對弱小的成員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但畢竟仍然是蘇聯領導下的一個成員。這一點對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新中國的戰略選擇對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的影響,總體來看,不算是很積極的。雖然社會主義陣營在與西方的對抗中努力拉近其與發展中國家的距離,并且客觀上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冷戰初期大都仍需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但社會主義陣營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仍然是有限的。在亞洲,以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企圖尋找兩大集團之間的“中間道路”,以尼赫魯的泛亞洲主義精神為號召,以至于尼赫魯甚至在1955年召開的亞非國家萬隆會議上公開號召發展中國家既不要參加美國拼湊的“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也應該退出蘇聯控制的“共產黨情報局”。尼赫魯的這種說法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影響的,其思想后來也發展成在兩極格局之下尋求“第三條道路“的先聲,印度成為“不結盟運動”的創始國之一。國際形勢的這種發展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所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的身份認同問題。中國當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其他剛擺脫殖民統治的亞非國家一樣,也飽受帝國主義的欺凌。因此在中國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時,中國完全應該將自己列入發展中國家的同一個陣營,但這卻不是現實。現實是在意識形態爭端陰影下,中國的這個“站隊”還有是否被認同的問題。萬隆會議之成為中國在冷戰初期處理對外關系的一個標桿,其原因也在于此,因為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目標在這次會議上得到出色的闡述,周恩來在會議上大力呼吁的“求同存異”精神為解決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的沖突問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周恩來個人的杰出外交活動在這次重要會議上發揮了關鍵作用,既使中國所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認同,也使“求同存異”成為指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原則,為中國與大批發展中國家建立正常外交關系鋪平了道路。
       其次,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雖然在身份認同上是同一陣營的,但國家與國家之間因利益不同而產生的分歧與爭端也同樣存在。當這種分歧與爭端導致危機產生時,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身份有時令中國處于比較被動甚至不利的地位,例如中印邊界沖突后,亞洲部分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一定的不利于中國的變化;越南戰爭爆發后,中國成為部分亞洲反共國家的目標。在冷戰環境下,意識形態之爭在亞洲常常明顯地或隱性地糾纏于相關的矛盾之中。中國為團結發展中國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在中國自己也相當困難的時候,就向中國的鄰國及非洲國家提供各種援助,目的在于向全世界昭示,決定中國對外政策的并不就是意識形態的同一性。中國領導人通過對亞非國家的訪問,彰顯了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合作意愿,這為后來中國與蘇聯決裂后進一步鞏固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此外,冷戰初期西方國家在鐵幕理論指導下掀起的反共浪潮對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政策造成壓力,雖然這主要是針對蘇聯的,但在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對華政策中也有所體現。美國在亞洲建立的對華包圍圈有很大一部分成員也是發展中國家,例如“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的成員均是這種情況,這使中國在這段時期的外交工作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因為中國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努力“求同存異”方針,本來就是針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亞非國家。面對美國領導的反共大合唱,中國既需要堅持與帝國主義斗爭的立場,也要推進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這是中國在冷戰初期在外交戰略上始終面臨的一個挑戰。評估中國在“一邊倒”時期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時,一個總的看法是,在國際體系的制約力量下,中國為謀求戰略自主地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檢測中國是否獲得戰略自主地位的一個重要標志,而中國與印度等首倡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明確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方針,通過萬隆會議,中國在與蘇聯集團決裂前,已經基本完成了身份認同和戰略自主地位的塑造,為接下來一個階段打開困難局面創造了條件。
二、中美蘇“三足鼎立”與“三個世界”理論
與蘇聯決裂是新中國外交史上最為重大的舉措之一。中國在尋求
完全獨立地位的進程中改變了世界格局,構成了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變量。盡管中國當時的國力以及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還遠遠談不上所謂“一極”的地位,但由于中國脫離蘇聯集團,以及美國在1960年代后期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急于尋求變局,這使中國有可能在兩極體系之外形成另一個基點,中美蘇“三足鼎立”由此產生。在這個基本格局中,中國的獨立地位得到尊重,并因此為中國在兩極格局下謀求新的戰略空間提出了新的可能,中美關系破解是直接體現,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因而獲得了與冷戰初期完全不同的地位,其中具有標志意義的事件是中國于1971年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毛澤東的話來說,是發展中國家把中國抬進去的。這顯示了中國在與蘇聯決裂后與發展中國家關系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中國恢復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中國與美國的和解,促使中國重新認識國際體系。盡管此階段意識形態在中國內外戰略中都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但與冷戰初期相比則已有質的不同,而在身份認同上,中國更提出了具有前瞻意義的看法,那就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根據某些西方學者的看法,“三個世界”的理論,實際上是先有“第三世界”這個說法的,而這又來源于法國大革命前法國社會存在的“第三等級”。[2] 無論這種說法是否有充足的根據,也無論毛澤東當年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時是否了解這個背景,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在“第三世界”之上的所謂“第一”和“第二”世界確實是雅爾塔體系所確定的那個治理世界的模式。換言之,“三個世界”理論用一種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釋了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基本形態,因而在國際政治理論上是一個貢獻。
       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身份認同因“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而清晰化。中國歸屬于“第三世界”,這以中國的實力而言,當然沒有需要討論的地方,而且因這個地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推行的政策將不再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區別,中國奉行的和平獨立外交政策在脫離蘇聯集團歸入“第三世界”的過程中逐漸成形。值得注意的是,“三個世界”理論雖然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但中國所處的“第三世界”卻基本是按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而定的,也就是“第三世界”是與貧困落后聯系在一起的,與“第三世界”成員奉行何種意識形態或社會政治制度關系不大,這使得“第三世界”事實上是一個十分龐雜的集團,成員的社會形態差異極大,在國際社會中的立場主張常常也沒有什么共同點。
       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這個時期的關系在冷戰初期已經建立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在“三個世界”理論的指導下,中國采取了非常積極的態度,以反對霸權主義為基本原則,強調發展中國家在現行國際體系之下所處的不平等地位,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改變不平等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要求。與此同時,由于這個時期中國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逐漸正常化,中國的國際地位因而有了顯著的改變,客觀上是有利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的,并先后與一大批發展中國家關系正常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國所堅持的意識形態因素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中有所弱化,中國進一步強調與發展中國家同心同德,這與中國當時國內仍然十分堅持的意識形態沒有很大關系。事實上中國與西方及日本等發達國家重建正常關系的過程就是中國逐漸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身份認同在“三個世界”的理論框架中沒有什么困難,中國理所當然成為“第三世界”的一個成員,因而也逐漸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正常成員。
       其次,中國的反霸斗爭使中國對外政策的獨立性十分突出,這一般而言,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長期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地位低下,雖然有不結盟運動及其他反對兩極格局的機制,但在體系力量的制約下作用有限。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以反對霸權主義為號召,形成了政治上的另一種感召力,盡管中國奉行的意識形態,從廣大發展中國家來看,與蘇聯并無大的區別,中國與蘇聯的決裂被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爭吵的結果,但中國堅決反對蘇聯的政策和立場使中國在國際體系的范疇內與蘇聯根本就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格局,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對蘇聯一向有疑慮的國家,如東南亞國家等,對此是持歡迎態度的。
       再者,中國與美國的和解雖然主要是出于大國關系調整的需要而進行的,但在和解的進程中,中國既沒有成為美國的附庸,也沒有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在幾乎所有重大的問題上,中國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立場都沒有因與美國的關系而發生重大的變化,應當說,正是在這個階段,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有了一個真正的飛躍,以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契機,鄧小平出席1974年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闡明了中國在“三個世界”框架結構中的地位,即中國是“第三世界”的一員,中國永不稱霸,這為中國改革開放后調整對發展中國家戰略指明了方向:中國在現行國際體系中的身份認同是與發展中國家聯系在一起的,無論國際格局發生何種變動,都不會改變這一點,在這個基礎上,中國全力推行的和平獨立外交政策必然也是將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視為最主要的方針之一。
三、改革開放與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戰略
改革開放是新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政策調整。改革開放的主要
動因當然是中國國內政治的變化與要求,但對中國的外交戰略也同樣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改革開放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包括中國的發展模式,這雖然主要是針對經濟發展問題的,但在政治上產生的影響甚至可能更深遠,例如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指出世界大戰的危險可能不復存在,這個論斷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也同樣重要。
       繼中美蘇“三足鼎立”在戰略上的意義逐漸降低后,中國的實際地位問題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重要議題。由于中國在改革開放前30年的內外動蕩,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十分遲緩,中國的實際國力在剝去一些不適當的光環后顯示出真實的一面,中國的封閉所造成的落后使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實際地位處于非常虛弱的狀況,盡管中國已經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是核武器國家。這種狀況因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而實現了根本的改變。從1980年代初到冷戰結束的十多年里,中國領先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在內外兩個大局中,中國都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根本上摒棄了隨時準備與外部世界發生沖突的觀念,并全力以赴創造一個有利于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因此當冷戰正式宣告結束之際,中國實際早已進入了新的軌道,即融入當今世界體系,充分利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為中國國力的全面提升奠定了物質和理念基礎。在這個大背景下討論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有幾個需要高度關注的方面。
       在政治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沒有因中國的改革開放而發生質的變化,這里主要還是因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身份認同并沒有因改革開放而改變,中國在謀求融入世界體系的進程中仍然堅定地認為中國是“第三世界”的一員,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這在冷戰尚未結束的1980年代特別明顯:中國雖然與美蘇這兩個超級大國的關系都相繼正常化,但中國奉行的和平獨立外交政策仍然是以發展中國家為平臺的,盡管與超級大國斗爭的一面有所弱化。冷戰結束后,國際體系的單極化趨勢突出,在自由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喧囂聲中,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地位在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體系中有被邊緣化的趨勢,并且事實上諸多發展中國家也陷入各種內外動亂中。在國際格局的大變動中,中國努力尋求自身的定位,同時加強落實睦鄰友好的周邊政策,應當說這一時期中國與傳統的非洲拉美的發展中國家關系有所淡化,但與亞洲鄰國的關系則有著快速的發展。
       在經濟上,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而展開的,在對外戰略方面,中國對經濟的高度重視反映在這個時期,發達國家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大幅度上升,因為發達國家既是中國所需的資金和技術的來源,也是中國發展外貿的主要市場,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顯然是下降了。盡管如此,中國并沒有改變在經濟上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這個傳統政策,而且隨著中國經濟能力的加強,在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方面,中國的力度更有所增加,除了傳統的政府援建項目和派遣醫療隊等,中國在對外援助方面,根據中國的優勢,特別注重技術和專業培訓方面的援助,意在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走共同發展的道路。因此,從經濟上看,改革開放促使中國將更多注意力放在發達國家,但長遠而言,由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建立在共同的歷史經驗和相似的國際地位之基礎上的,因此中國的發展和地位的提高最終也將有利于發展中國家。
       當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相對困難階段之際,冷戰的突然結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因此而產生的單極格局對國際體系產生了強烈的影響,并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背景下,造成了自由主義價值盛行一時發展中國家無所適從的局面。面對不利的形勢,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政治上站在一起的需要不是比過去弱了,這從歷屆聯合國人權會議及其他國際場合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與此同時,中國盡管在政治上因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始重新評估中國的地位而遇到一定的困難,但中國已經走過的改革開放道路使中國的國力上升到了一個新的臺階,推動中國更深地融入國際體系,為新世紀中國的國際地位產生質的飛躍做好了準備,也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邁入新的伙伴合作階段創造了條件。
四、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
新世紀所見證的重大事件加速了國際體系的分化和重組,對中國
的對外戰略提出了深刻的命題,其中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雖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如何開創新型的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課題已經置于中國對外政策的議程上。黨的十六大不但提出了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而且更強調了今后15到20年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從這個角度來考察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發展前景,也許可得出一些新的視角和觀念。
       一直以來,發展中國家作為國際社會的最大群體,被賦予一些共同的特征,并且基本上是以它們所處的國際體系邊緣地位來論證當今體系的不合理性,這當然非常正確。同時也不能不看到,發展中國家在新時期里已經產生重大的分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道路證明了發展的理念也許是可以在不同環境下衍生的,而中國的經驗提供了一個強大的例證,其他如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大國也提供了類似的實證案例。其產生的結果并不是如美國學者福山在冷戰結束后曾經預見的那樣,自由主義從此將一統天下,而是一些成功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可以提供很不一樣的模式,例如英國學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識”,[3]以區別于冷戰后一度占有絕對話語權的“華盛頓共識”。在這個爭論的背后,實際真正隱藏的是國際體系演變也許可能產生新的方向,而不是由美國為首的西方永久主導。這個議題的尖銳性因“9·11”恐怖襲擊而暫時中斷,但并沒有消失。
       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大國迅速崛起可能為改變現行體系的固有運行模式做出貢獻,因為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的興起將從實力對比上改變現行體系的政治生態。在力量對比行將改變的進程中,發展中大國將如何處理他們相互之間的關系將影響到國際體系的演變方向,這個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也是中國思考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未來發展方向的一個指標。對中國的相關政策來說,這是一個從老朋友到新伙伴的戰略調整進程。此外,中國等發展中大國的迅速崛起也在另一個層面上推動了發展中國家互相之間的關系,因所謂“崛起”主要是經濟的迅速發展,這使得發展中大國與主要的原料及能源生產國的關系具有了全新的意義。而對中國來說,更有累積的大量資本向海外進行投資等積極活動,這也使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例如在全方位外交政策的運作下,中國與非洲拉美的重要國家關系都在發生質的變化,雙方的需求也早已超越單方面援助的模式,形成了各個層面上的大量互動。這是發達國家表示憂慮不安的一個現象,同時也是檢測中國對外戰略全面性的一個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在新時期主要應在三個層面展開。其一是中國與新興大國的關系,以與8國集團對話的5國集團為重要標志,成為中國拓展戰略空間的重要領域。中國在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轉變的進程中,已經充分意識到發展中大國在體系內的同一性,同時也通過與發展中大國的關系,進一步塑造中國的身份認同,即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在爭取國際關系民主化與更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進程中,中國是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致的。其二是中國與亞洲鄰國特別是周邊國家的關系,因其主要也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從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這個角度審視中國與鄰國的關系,也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鑒于中國的鄰國構成了中國最重要的國際環境之一,也是中國在新時期推行雙邊和多邊雙管齊下方針的主要地區。當年中國成功參與萬隆會議,主要是打開了周邊的局面,今天,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已然走向成熟,在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文化等諸多層面建立起互相尊重合作共贏的關系,這正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新時期拓展相互關系的寫照。在中國的“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的指導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在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大框架里將得到極大的關注,并將成為衡量中國的國際環境的一個主要因素。其三是中國與傳統的非洲拉美國家關系,在這個層面,中國的相關政策在新時期有較大幅度的調整,中國不但要維護與非洲拉美國家的傳統友好合作關系,而且要在新形勢下注入新的實質性內容。2006年中國政府發布《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全面闡述了中國在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后對非洲國家的政策,這可以被視為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戰略的重要一環,因為在這個層面上,中國與以非洲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包含了諸多新的內容,包括中國更深入地參與非洲的經濟發展,以及非洲的豐富資源與廣大市場為中國提供的機遇。
       發展中國家在新興大國、周邊環境和經濟發展資源及市場等方面都構成了中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能否抓住和利用好戰略機遇期的關鍵,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將發展中國家視為中國外交的基礎,也就是將中國的發展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在現行國際體系之下,亦可說是同進退共發展的伙伴,這種關系在可預見的將來將繼續保持,并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而在內容上得到不斷的充實。

文獻來源:《國際問題研究》


注釋:

[1] “發展中國家是中國外交的基礎”,這個說法最早見之于中國正式文件的應該是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2002年),最新的說法則是2009年7月17-20日舉行的第11次駐外使節工作會議,胡錦濤主席在會議上的講話指出了“鞏固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外交全局中的基礎地位”,見人民日報2009年7月21日。
[2] Wolf-Phillips: Why “ Third World ”?: Origin, Definition and Usag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9, No. 4, 1987
 該學者認為“第三世界”概念來自于法國社會學家對法國大革命前所謂“第三等級”的描述,后被國際政治學者用來指稱戰后新獨立的前殖民地國家,意指它們在國際體系中的弱勢地位,因而是先有了“第三世界”,才將西方發達國家劃為“第一世界”,蘇聯集團被歸入“第二世界”,使得這種劃分從一開始就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
[3] 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http://www.fpc.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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