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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區域架構變動的現狀與前景
蔡鵬鴻 2013-08-01
亞太國際關系 區域架構 東亞與東盟 中國外交
簡介
冷戰后,亞太區域架構深刻變動,顯現出具有方向性的特征:區域行為規范從“西方為中心”朝“亞太多中心”擴散;新多邊主義正取代舊式多邊主義;亞洲安全架構由雙邊聯盟向以雙邊聯盟和合作安全為導向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相互共處方向發展;以中國為中心的大國協調成為構建亞太區域新型大國關系的先導;區域經濟架構從雙軌制向并軌方向發展。亞太區域架構轉型迄今仍未塵埃落定。它對美國主導的舊式區域架構和東盟共同體建設都帶來挑戰;對中國而言則具風險和機遇,中國應該在區域架構建設中有所作為,成為機制重構的積極建設者。
正文
冷戰結束以來,亞太經濟合作暗流涌動,外交安全領域,更是波濤洶涌,動蕩生變。根本原因是,亞太區域架構處于深刻變動之中。轉型變動期是一個充滿風險和機遇的時期。歷史進程和現實表明,區域特別是亞太區域一改過去在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未受重視的傳統而成為國際熱點。日益得到廣泛認同的觀點是,能否穩定區域已經成為運籌世界政治和經濟的關鍵。[①] 亞太區域是當前大國博弈匯聚之地,是中國周邊外交依托關鍵之處。為此,本文專門研討亞太區域架構變動問題,分析其現狀、原因及前景。
一、亞太區域架構特點分析
國內外學者將區域架構(regional architecture)定義為亞太地區一系列相關以及相互重疊的制度(institution)、機制(regimes)和規范(norms)[②]。其實,區域架構就是構建并支撐區域秩序的骨架和支架,由區域內各種雙邊、多邊機制和組織,以及各種政府間對話論壇機制構成。它們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有關亞太和東亞區域一體化、安全合作機制研究的對象,也是當前和未來中國周邊外交戰略謀劃的重點。
變動中的亞太地緣戰略架構態勢如何?在地緣經濟領域,冷戰時期形成的以美國為主導的雁形經濟架構,處于變革重建之中,雙邊三邊和多邊機制縱橫交錯,形成競爭性合作多重同心圓新局面。在地緣政治安全領域,美國主導的亞太安全雁形結構僅在其聯盟體系內發生作用,正處于深刻變動之中,美國顯然無法單獨構建亞太區域安全合作機制。新世紀以來,各國提出了不同版本的區域架構戰略,甚至連地區論壇“東亞峰會”,也提出了關于亞太安全架構建設的設想,希望對地區繁榮、和平與穩定有所貢獻[③]。變動中的亞太區域架構層見疊出、多種多樣。仔細分析后可以看出,亞太區域架構在演變中呈現出五個基本特征。
其一,區域行為規范從“美國為中心”朝“亞太多中心”轉移。傳統理論認為,規范是建設區域政治架構的基礎,是各國應循的行為標準[④]。長期來,在所謂“公正信仰”之上建立起來的行為規范,體現了美國及其西方的國際政治原則和行為規范,服務于美國霸權體系。現在,在世界多極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背景下,亞太區域行為規范呈現多元化多中心特征:1,東盟國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主張的全面安全和合作安全觀,盛行于亞太地區,大多數國家主張從亞太地區整體利益出發探討各國互動及其應循的規范。2,合作共贏、命運共同體觀念的深刻含義,正得到各國認同和重視。冷戰后,亞太地區從1993年開始探討APEC大家庭概念,現在,命運共同體作為新的規范視角,正在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為建設區域政治經濟關系提供了嶄新的規范意識和行為準則。3,“東盟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在亞太事務和區域架構重建中的重要性繼續上升。任何大國或者域外國家若想進入東南亞地區,必須簽署東盟主導下的《東南亞和平與合作條約》,東盟要為改革區域國際體系確立規制權,其在區域規范重構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斷上升。這些變動表明,“美國為中心”正在朝“亞太多中心”轉移。
其二,新多邊主義正取代舊式多邊主義,引領區域合作新進程。理論上,多邊主義植根于主權國家一律平等、相互尊重的行為規范之上,學界把它界定為“在三個或更多國家團體中協調國家政策實踐”,并依據一定原則協調相互關系的多邊主義行為范式[⑤]。美國是戰后亞太地區諸多地區機制和組織的創建者,不過,絕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以多邊主義為名,行單邊主義之實,“美式多邊主義,骨子里就是單邊主義”[⑥]。新世紀以來,新多邊主義涌現,其特征有多種:1,東盟模式下的多邊主義。它以著名的協商一致為行事方式,試圖通過建立三位一體的區域共同體,即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安全共同體,實現地區繁榮與和平。東盟要以歐盟為參照系,但又不照搬歐盟模板,形成自己獨特的多邊主義風格,在引導具有泛亞烙印的多邊主義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2,APEC多邊主義。APEC奉行開放的區域主義,接受東盟國家提出的建立非約束性合作機制意向,主張實現具有亞洲特色的“茂物目標”,建成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為方向的亞太區域一體化架構,形成具有亞太特色的新型多邊主義范式。3,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模式。“小多邊主義”主要是指擁有一定實力的少數行為者,有意避開成員眾多的多邊主義機制——聯合國或者世貿組織,自行組織起來,以協商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為主要目的的新型多邊主義方法。現在,小多邊主義在亞太區域架構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現,比如,基于上海五國對話機制基礎上的上海合作組織、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金磚國家峰會,等等,都是亞洲新多邊主義崛起和探索的新路徑,為更加精確界定多邊主義范式做出貢獻,引領區域合作新進程。
其三,亞洲安全架構呈現雙邊聯盟機制同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相互共處現狀。在新多邊主義作用驅動下,亞太舊式雙邊安全聯盟機制受到兩股力量的沖擊:其一來自亞洲多邊安全合作的沖擊。冷戰結束以來,亞洲國家推進的多邊安全活動蓬勃發展,東南亞國家推動建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成立至今已經20年;中俄及中亞國家以反恐、打擊三股勢力為目標建立起來的上海合作組織,等等,都是亞洲國家倡導并建立起來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打破美國主導的雙邊安全聯盟現狀。其二是美國自身融入亞洲多邊安全合作進程引發反沖。盡管美國主導的雙邊聯盟體系繼續存在,甚至美日聯盟在進一步加強,但是奧巴馬政府已經積極參與亞太多邊安全事務,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主張“東亞峰會”走向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美國主動融入亞洲多邊安全合作機制,搖撼其主導的舊式雙邊安全同盟體制。亞太安全架構呈現出雙邊聯盟和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相互共處現實。
其四,大國協調推動新型大國關系建設。大國協調傳統上是指維也納會議以及由此形成的歐洲協調外交。亞太地區在繼承傳統范式的基礎上,形成以中國為中心且具有亞洲特色的21世紀大國協調,其類型特點是:1,中美協調。中美在諸多方面存在差異甚至潛在沖突,“中美共治”概念也未獲廣泛接受,但是亞太地緣政治中出現的兩強格局日益清晰。為要實現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三大目標,即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以及合作共贏,中美需要且在加強協調,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2,中國與中等大國協調。這些中等大國有曾經是東亞奇跡的創造者日本和韓國,有崛起中的南亞大國印度,有恢復性崛起中的大國俄羅斯,以及正在創造下一代東亞奇跡的候選國家印尼、越南等,他們同中國都有發展經濟的要求,但是,因為島嶼爭端和其他利益沖突,相互之間需要加強協調。比如,由于日本國內政治原因,中日關系跌入1970年代以來的最低谷,雙方需要在既有的“四個政治文件”原則上加緊協調,恢復到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原有軌道。還比如,中俄關系盡管是新型大國關系典范,但是,兩國在經濟合作領域特別是能源合作,需要重點協調。3,中國與金磚國家協調。作為新型市場國家合作機制,金磚國家合作架構已經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引領,以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等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架構。但是,長遠看,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需要就建立貿易領域的一體化大市場、金融領域的多層次大流通,基礎設施領域的海陸空大聯通,人文領域的大交流進行廣泛的外交協調。4,中國與區域多邊主義組織協調。在亞太地區,中國已經積極參與區域多邊事務和相關組織機制活動,如APEC等。但是,隨著中國國際地位上升,圍繞建設經濟強國、海洋強國的重大課題,中國在圍繞海外資源開拓及海外利益保護、妥善處理亞太地區海洋共有地的新挑戰問題上,不僅需要同海上鄰國協調,而且也需要同區域內多邊主義機制加強協調,更加積極地思考如何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此類協調重點是中國東盟協調、中國與六方機制協調、中國與一軌半機制協調等等。亞太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的大國協調架構,特別是中國通過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將亞太區域治理機制建設和改革進程推向新高點。
其五,區域經濟架構重建過程突顯競爭與合作特征。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架構的主心骨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及其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無論是東亞合作10 3、10 6,還是跨太平洋戰略伙伴協定,都是APEC框架下的區域合作機制[⑦]。2012年11月18日,東盟第21屆領導人決定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談判(RCEP),并于2013年5月正式啟動。這是東盟試圖通過整合東亞和東南亞若干個10 1合作機制, 繼續維護東盟在地區合作機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認為,東盟畢竟力量有限,只是具有小國搭臺大國唱戲的功能。在亞太眾多大國中,中國對亞洲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0%,其引領作用不容置辯。美國曾經片面認為,中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排擠美國,因此決定通過加入TPP架空東亞區域合作架構。到2013年7月止,亞太地區共有12個國家進行了18輪TPP擴容談判。筆者認為,亞太地緣經濟實際上呈現出雙軌格局,這就是,美國主導的TPP和以中國為引領的亞洲經濟合作軌道。中美兩國實施競爭型協調與合作對策,將使亞太地緣經濟格局走向共贏局面。有經濟學家運用數量經濟方法進行分析,得到的結論是,到2025年,美國主導的TPP和東亞一體化進程走向統一,并軌后建立的APEC框架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將產生巨大的福利效應[⑧]。
二、基本動因分析
變動中的亞太區域架構有可能促使亞太地緣政治格局加速演變,因此有必要分析其變動原因,以理性姿態觀察和判斷其變。若使用地緣政治分析工具,對中國周邊及至廣泛的亞太區域環境加以分析,人們對地理空間的認識應該是一致的,這就是,對象實體及位置基本上是給定的、不變的。但是,地緣政治空間不可能一仍舊貫,靜止不動,而是變化不定,甚至是變化萬千的。同一二十年前相比,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經濟和安全環境出現了大變革、大調整情景,由此觸發區域架構變動,其基本動因是什么呢?試作分析如下。
其一, 中國迅速崛起成為區域架構變動的主要驅動力。新世紀以來,中國發展迅速,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和西方國家深陷危機泥淖,而中國沉著應對,及時恢復,經濟實力很快超過日本,成為亞洲第一。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為美國的40%,2020年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⑨]。中國對亞太經濟的重要性最近150年以來未曾有過,形成了以中國為驅動力的亞洲地緣經濟新局面,改變了美國主導的地緣經濟版圖。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影響力正沖擊著周邊廣大地區,中國在區域政治舞臺上的任何舉動,猶如水中漣漪,一經激發,迅速向周邊擴散,其輻射影響力,至少波及中國及其周邊地緣人口達30億人之多,全球幾乎一半人口隨時同中國共命運,同呼吸,這種地緣政治場景給人無限的想象空間,沖擊著西方主導的地緣政治空間。亞太各國無論是強大的、友好的、中立或敵對的,現在再也無法回避中國崛起引發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中國軍事實力提升,使周邊地緣政治生態和安全空間出現新變化。在亞太地緣安全環境中,中國海、空軍正在擴大其安全活動空間。中國“遼寧號”航母下水,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國成功試射新型洲際導彈實現“核打擊能力”、中國開發出新型反艦導彈,給第一島鏈內外的美國及其盟國軍隊造成威懾。未來幾年中國軍費開支將保持在年度千億美元以上水平,世界上除了美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匹配。在此背景下,亞太區域安全架構必定面臨變動與重組。
其二,美國亞太戰略多次調整,加劇了區域架構的變動。近二十年來,美國亞太戰略,包括政治、經濟和安全戰略,做過多次調整。1990年代初,美國提出過“扇骨扇面”亞太戰略,以美日安全聯盟為主扇骨,北有美韓,向南則有美菲美泰和美澳聯盟,實際是強調雙邊安全同盟。扇面強調美國主導下的亞太經濟合作。“9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盡管沒有放棄其對亞太注意力,但是,其戰略重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則是毋容置疑的。小布什第二任期政府開始關注新興大國中國的崛起及其發展動向。2005年美國正式確認中國崛起,把中國看成是利益攸關者的同時,其戰略開始向反恐和防范中國并重發展,提出轉型外交,要到亞洲邊緣地區布局外交前沿崗位。2006年美國借APEC峰會之機,針對中國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東亞合作進程,提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倡議,2008年布什政府明確加入TPP。奧巴馬總統上臺之后,美國戰略重心從伊拉克戰場和阿富汗戰場轉移,開始重返東南亞、亞洲,接著又提出美國戰略東移,2012年初全面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在政治、安全、外交和經濟全面進入亞太,安全上不僅要強化雙邊同盟體系,而且謀劃三邊甚至多邊安全機制,政治上推行外交前沿部署,經濟上則強力推進TPP,構建美國主導的亞太區域經濟架構。美國針對亞太地緣環境變化,多次調整其亞太戰略,是促發區域架構變動的重要因素。
其三,東南亞國家對域外大國防范矛頭頻繁轉向,妨礙區域架構建設穩步推進。19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加上柬埔寨問題巴黎和談成功完成,整個地區迎來了戰后第一縷和平的陽光。那時候,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反對美國、歡迎中國,菲律賓在1992年趕走了美國,收回美國長期租用的蘇比克和克拉克海空軍基地;印尼蘇哈托政權在東帝汶問題上同美國發生爭議,美國停止同印尼的軍事關系;馬來西亞推動建立東盟地區論壇的動因就是對抗美國;越南當時還在美軍轟炸的廢墟上剛開始重建,美越關系處于冰點。當時,在李光耀的極力推動下,中國加入了APEC,在馬來西亞邀請下,中國進入東盟對話伙伴行列,中國同東盟所有國家恢復或建立外交關系。然而,現在似乎時過境遷,李光耀在2009年極力鼓勵美國重返東南亞以平衡中國崛起,東盟大部分國家也對美國重返總體上表示歡迎,推行有傾向的大國平衡戰略。然而,美國的重返并沒有把東盟視作是區域架構建設中的核心,僅是支點而已,東盟則堅持其核心地位不變,發表領導人聲明予以強調。東南亞國家表現出的騎墻作為、政策上的搖擺不定,使得區域架構短期內變動難定。
其四,高科技發展及其新技術產品的持續涌現,為亞太區域架構變動提供了原動力。技術作為文化要素是當代地緣政治空間競爭和變化的強大推動力。20世紀初以來,地緣安全領域經歷了工業化時代、核子時代和信息化時代的演進。在信息技術時代,國家在網絡競爭中是否處于領先地位,是占領地緣政治空間制高點的重要指標[⑩]。信息流可以自由進出國家邊界、上達太空深及海底,技術已經成為美國和西方國家在亞太地區維護或爭奪地緣霸權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國精準無誤地擊落太空衛星,中國航天器在太空成功對接,中國在2012年6月里同一天出現“神舟翱翔太空,蛟龍深潛海底”的壯觀景象,使中國在太空和信息技術領域處于領先地位,打破了美國的霸權地位。鑒此,信息技術作為一種隱性武器,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維護和反對地緣霸權的基本手段,成為地緣政治和安全空間移動、并合或分散的推手。新技術趕超和競爭已經無庸置疑地成為地緣政治環境變化的根本動力。
三、亞太區域架構變動的前景
區域架構的變動導致亞太地緣環境動蕩,區域架構變動促使守成大國同亞洲崛起的新興大國形成新型的博弈和合作關系。但是,美國決意要在亞太區域架構改組中推行其規范和行為準則,與中國和東盟存在認知上的差距,同“東盟中心地位”難以妥協。概念、規范和認知上能否包容互鑒,對建立有利于促進區域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區域發展伙伴關系、穩定亞太經濟和安全架構產生重大影響。亞太地緣環境變化前景充滿挑戰和風險。亞太區域經濟架構和美國主導的雙邊同盟結構、東盟共同體建設,以及中國的亞太戰略,都將受到影響或沖擊。
一是美國的亞太區域架構遭遇挑戰。美國正遭遇來自經濟和安全兩個方向的挑戰。在經濟層面,美國主導的舊式地緣經濟結構現在幾乎是情隨事遷面目全非,亞太區域經濟架構處于改弦更張之際,出現了10 1、10 3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PP)等各種機制相互疊加的嶄新局面。經濟架構面臨的挑戰來自三個領域:(1)東盟共同體。東盟的合作起源于維護自身生存和發展,排斥外力干預,隱含著自身發展過程中尋求平衡外力的意圖。東盟現在通過構建共同體,旨在維護自身的主導地位,不利于美國和其他域外力量的過渡介入。計劃于2015年底成立的東盟經濟共同體強調“東盟中心地位”不得撼動,這對美國區域經濟架構戰略是一個直接的挑戰。(2)東亞共同體。東盟和中日韓2002年倡導東亞共同體,目的就是不能依賴于美國主導的全球性和區域性經濟架構,建立維護自己利益的合作機制。東北亞三國領導人在東盟區域主義取得進展之際,于2008年首次在10 3框架外舉行會議,東北亞三方合作邁入新階段。2009年,第二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發表《中日韓合作十周年聯合聲明》,提出了三國致力于在開放、透明、包容原則基礎上建設東亞共同體的長遠目標。中日韓和東盟十國現在正在協商,于2020年正式宣布建立東亞共同體,這無疑也會挑起東亞一體化同美式架構的摩擦與矛盾。(3)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協定(TPP)。隨著RCEP于2013年5月正式啟動,亞太地區崛起了一個同TPP并行的新機制,兩者在形式和涵蓋區域上基本相同,盡管各自在實施理念、執行方式和“區別對待”等等做法上有所區別。兩者同時興起于新世紀新時期,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力和重要性不容低估。
在安全層面,亞洲新崛起的安全合作機構導致冷戰時期美國主導下形成的亞太安全雁形結構變形。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成立的東盟地區論壇(ARF)、東亞峰會(EAS)、上合組織以及亞歐會議,讓當今世界所有強國——中美俄歐盟都參加了進來,參與到亞太安全架構的網絡編織進程之中,其意義已經超出區域架構的范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建設中的東盟安全共同體,在規范和原則上違背美國的聯盟方式。東盟安全共同體基于綜合安全觀,通過合作安全謀求地區穩定,而美國在亞太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尋求的安全合作架構,則基于傳統的雙邊同盟架構,近期又通過原來的雙邊同盟逐漸擴大為三邊聯盟如“美日澳三邊”及新型伙伴合作結構[11]。從內涵上看,東盟的安全共同體同美國的安全觀和安全合作意圖存在本質性差異。在如此錯綜復雜的安全局勢面前,美國現在也不得不參加亞太安全多邊合作架構活動,這一事實至少表明,美國雙邊軍事同盟不僅無法主導地區安全架構,而且再也不能成為區域安全的擔保人。
面對挑戰,美國在經濟架構重組中的戰略選擇是,它把參加TPP作為“介入”亞太、抗衡東亞經濟合作的主要途徑。在亞太安全架構改革中,美國著眼于三個方面: 一是夯實雙邊同盟機制,特別是美日同盟體系,醞釀構建美日亞太海權同盟;二是擴大三邊同盟機制,在既有的雙邊同盟體系基礎上,美國已經同日本和澳大利亞建立了三邊同盟機制,美日韓已經形成準三邊軍事同盟; 三是構建印(度洋)太(平洋)海洋聯盟體系,確保印太海洋通道始終暢通。
二是東盟共同體建設面臨挑戰。2007年《東盟憲章》的規定,東盟要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約束性的地區機制。根據東盟共同體藍圖文件,東盟共同體計劃于2015年建成。但是,2012年第21屆東盟峰會決定,東盟共同體建成時間推遲至2015年底,實際推遲一年完成,表明東盟原定目標面臨困難。這些挑戰首先來自美國。冷戰結束以來,地區架構演變中出現的“東盟中心地位”概念一度成為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驅動力”,阻止了域外力量的過渡介入,影響了美國主導的軍事同盟和新伙伴體系建設。但是,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實施的轉身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正在打擊“東盟中心地位”概念,東盟共同體前景面臨挑戰。其次來自東北亞。中日韓三國從東盟首腦會議框架下移出,協商東北亞自由貿易區,使東盟預感到中日韓對“東盟中心地位”可能帶來威脅。最后則來自“東盟恐華”心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軍事力量的上升,中國驅逐艦官兵在曾母暗沙前沿宣誓實現“強軍夢”,震撼東南亞國家[12]。“東盟恐華”心理隨之上升。
東盟的應對之策在于加快建設東盟共同體。東盟共同體基于三個支柱,即政治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最近兩年,東盟又試圖通過協調和統合方式,將三大支柱統合成更加緊密的共同體,使之不僅成為東南亞地區的共同體,而且是國際社會中的東盟共同體。為此,東盟不斷強調要在亞太地區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發揮作用,最近的東盟峰會甚至提出了“促進東盟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核心作用”的呼聲[13]。盡管東盟共同體建設正在積極推進之中,但是它也受到協商一致東盟方式的制約。同時還應看到,東盟地區經濟差異性較大。發展不平衡制約東盟經濟共同體順利推進。東盟現在推出“公平發展東盟框架協定”,實施包容性增長,試圖加快減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促進地區共同體建設。
三是中國面臨的挑戰。在亞洲多邊合作機制重塑時期,中國面臨多方面挑戰。第一,可能來自東盟的挑戰。東盟要確保區域架構變動時期“東盟中心地位”持續穩定,要在南海問題上 “抱團對我”,對中國構成嚴峻挑戰。國際上一些學者已經覺察到中國當前面臨的尷尬處境[14],推測認為,中國在積極參與、推動建立地區合作機制特別是同東盟進一步合作問題上,將出現一段遲疑不決的時期。中國倘若不能及時調整自身的多邊主義政策、不能與東盟多邊主義妥善協調,可能會對中國與東盟的戰略伙伴關系產生不利影響,從而波及中國在亞太區域架構建設中的作用。在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和東盟在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及未來談判簽署《南海行為準則》之后,需妥善處理南沙島嶼和海域爭端問題,以消除東盟疑慮和恐懼心理。
第二,來自美式多邊主義挑戰。如前所述,美式多邊主義本質上就是美國利益之上,表面上的多邊主義或雙邊主義,本質上的單邊主義。美國是一條老練且狡猾的變色龍,變化多端,說變就變,如何應對美式多邊主義多變之懸,是中國未來面臨的挑戰。中國倘若不能與美式多邊主義周旋與協調,在區域制度建設上就難以發揮建設性作用。
第三,來自中國自身的挑戰。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不僅要求具有習慣性思維,還應有逆向性戰略思考,對于一個正在向世界強國方向發展的大國,停留于既有的規范和原則范圍,難以在構建區域秩序中發揮作用,也不易為周邊國家所理解。作為負責任的大國和未來的世界強國,中國必須在亞太區域架構建設中,有破舊立新的戰略思維,成為地區制度規范、規則的制定者,而不是規范規則的順應者、接收者。
綜上所述,在區域架構變動時期,本地區已成為經濟和安全問題和熱點集中的地區,紛爭和摩擦不斷。地區內各國需要從大局出發,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共同構建開放、透明、平等的亞太區域架構。

文獻來源:《現代國際關系》


注釋:

[①] Amitav Acharya: The Emerg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of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59 (July 2007), P630.
[②] David Dewitt, Deanne Leifso and James Manicom:“Re-Engaging Asia: Global Pathways to Regional Diplomacy”, a paper prepared for Plenary Session 5: Middle Powers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Order, The 26th Asia-Pacific Roundtable 29th-30th May 2012, Kuala Lumpur, Malaysia, P3. 相關分析還可以參考王正毅、張巖貴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597頁,以及Richard Weixing Hu:Building Asia Pacific Regional Architecture,CNAPS Visiting Fellow Working Paper,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8, P14.
[③] Heads of State/Government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adopted: Declaration Of The East Asia Summit On The Principles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 Bali, Indonesia, 19 November 2011。
[④] 斯蒂芬·克拉斯納:國際機制,第2頁,轉引自詹姆斯·多爾蒂等著:《爭論中的國際關系理論》第五版,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第567頁。
[⑤] Robert O.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5, Autumn1990, p.731. 另外可以參閱:Ruggie, John.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No.3,Summer 1992, pp.566-568。
[⑥] Robert Kagan:Multilateralism, American Style, 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3, 2002,available at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global-091302.htm (2013年5月10日上網) 。
[⑦] 2010 Leaders' Declaration: "The Yokohoma Vision-Bogor And Beyond", The 18th APEC Economic Leaders’ Meeting, Yokohama, Japan,13-14 November 2010.
[⑧] Peter A. Petri1, 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East-West Cent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piie.com/ publications/papers/petri20121219ppt.pdf. Also see the book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d Asia-Pacific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written by Peter A. Petri,Michael G. Plummer and Fan Zhai, published b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December 19, 2012.
 [⑨]林躍勤、周文主編:《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1頁。
[⑩] Philip E. Steinberg: “A Review 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91, No.1 (Mar., 2001), Taylor and Francis, Ltd. pp219-220.
[11] 美國的新型安全伙伴關系,在亞太地區主要是指美國印尼、美國新加坡、美國越南等安全伙伴關系。
[12]Tang Siew Mun: The Beting Serupai incident,PacNet, Number 27, Pacific Forum CSIS,Honolulu,Hawaii, April 22, 2013.
[13] 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1st ASEAN Summit,Phnom Penh, 18 November 2012,P17,available at http://www.asean.org/images/documents/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21st ASEAN Summit.pdf.
 [14] Amitav Acharya:Norms and Principles in Asia Pacific Multilateralism,a paper prepared for Canada-China Strategic Dialogue III(中國加拿大第三次戰略對話)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Pacific Region”, 18-19 April 2013, Shangha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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