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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視角下構建合作共贏的國際話語體系
李偉建 2016-10-05
簡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和對外話語體系建設。這反映了中國提升國際影響力與塑造大國外交的內在訴求。“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中國大國外交的話語核心。當下,中國正在推進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中國明確走大國外交之路的背景下正式提出的,它是近幾年中國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廣泛影響的外交理念及政策主張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事實上,“一帶一路”既是一項與沿線國家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的實踐性規劃,更是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具體體現。它與中國提出的其他外交理念和政策主張共同構成中國的國際話語體系,將在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規則制定中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制權。中國在中東“一帶一路”話語體系構建過程中,需對中東當前形勢及其發展趨勢有一個準確的判斷,強化對于絲路精神的認識,關注中東地區的治理問題。

正文

        自新一屆政府明確走大國外交之路以來,中國明顯地加快了參與國際話語體系建構與重塑的步伐,在外交理念和實踐兩個層面積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廣泛影響的外交理念及政策主張,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提升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大國作用的自信心。這其中,“一帶一路”倡議成為深具中國特色的代表性符號。2016年新年前夕,習近平主席在其發表的新年賀詞中表示:“世界那么大,問題那么多,國際社會期待聽到中國聲音、看到中國方案,中國不能缺席。”這再次明確地向全世界傳遞出信號:“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參與者、建設者,將在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發出自己的聲音”。2016年1月19日至23日,習近平主席在對沙特、埃及、伊朗進行的國事訪問中,通過在當地主流媒體發表文章及在阿拉伯聯盟總部發表演講,就實現中東穩定提出中國建議,并將共建“一帶一路”融入和平發展的外交理念,在世界關注的中東問題上提出了中國的話語。

大國外交與國際話語構建

  大國外交需要與大國政策相適應的話語以及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長期以來,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中國一直奉行內斂低調、“韜光養晦”的對外政策,這些政策雖然總體上符合早些年國家的發展現實,但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國話語競爭能力不足和國際話語權的缺失。因此,自新一屆中國政府決定“探索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之路”之后,構建大國外交話語體系便被提上了中國對外戰略的議事日程。

  (一)構建大國外交話語體系勢在必行

  從領土面積、人口數量及資源稟賦等直觀要素衡量,中國從來就是一個大國。“中國在歷史上也曾經做過世界老大,并且還不止一百年”。但是,自19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挾堅船利炮之力,強行打開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中國逐漸喪失傳統帝國的自尊、自傲,一方面淪為大國的附庸,另一方面忙于挽救國家危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勵精圖治,中華民族得以嶄新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毋庸諱言,中國在很長時期沒有改變弱國心態,即使在國際社會普遍認為中國已經是名副其實世界大國的情況下,很多中國人依然不認為這是一個客觀事實。

  這種弱國心態直接影響了中國外交話語的塑造及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以至于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外交似乎顯現出一種可以稱之為“大國小外交”的特色。筆者借用當下經濟學界的一個熱詞,從“需求側”和“供給側”視角看中國外交的發展,發現在很長時間里,無論是需求還是供給,中國都無法成就大國外交。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自身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在國際事務中奉行“韜光養晦,總體超脫”的外交路線,沒有開展大國外交的內在需求。缺乏主觀愿望,理論準備和實際能力也明顯不足,自然就談不上有大國戰略和大國外交。

  但是以上狀況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顯著增強和提高,以及融入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而正在發生明顯改變。一方面,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國家積累了巨大財富,海外利益不斷拓展,國人對國家的認知已徹底擺脫弱國心態。中國繼續奉行低調和示弱策略,一則已不能滿足越來越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及日益強勁的對外關系發展需求,二則這一策略已越來越多地被西方貼上不愿負責任的標簽。另一方面,中國迅速增強的經濟影響力也促進了中國國際政治影響力的增長。中國甚至可以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在必要時通過經濟外交維護和提升政治上的影響力,這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大國作用的自信心和積極性。由此,中國走大國外交之路的“需求側”和“供給側”都趨于成熟。在兩者共同作用下,中國已基本完成了由地區性大國變成全球性大國的角色轉換,并繼續由一個具有全球經濟影響力的大國向具有綜合影響力的強國進發。中國外交的這一歷史性轉型,既是中國迅速增長的經濟實力轉化成為政治和戰略影響力進程的一部分,也是促進這一進程加速發展的主要推力。

  中國在向強國外交轉型的過程中不免會受到一些國家習慣性的質疑,但顯然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認識到,無論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上,中國的作用越來越不可或缺。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中國為穩定世界經濟形勢做出了舉世公認的巨大貢獻。中國在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和東亞峰會,以及博鰲論壇中提出的許多切實可行的倡議、項目和行動計劃,都已得到其他國家的高度認可。這一方面意味著隨著中國在國際多邊舞臺的作用日益顯現,國際社會對中國參與改制、創制努力的認可度也會越來越高。但另一方面,中國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深化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在相關領域的話語權和規制權方面也將與以歐美為代表的守成國家之間展開更激烈的博弈,而中國目前在這些方面與西方相比仍存在明顯不足。從發展趨勢看,參與國際話語權競爭還直接關系到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增加中國的制度性話語權,不但是保證中國增長的‘戰略機遇期’延續性的必需手段,也是保證全球經濟火車頭持續拉動力的必然途徑。”可見,構建中國大國外交的話語體系已刻不容緩。

  (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中國大國外交的話語核心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根據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首次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科學論斷,這一論斷取代了此前中國堅持了多年的“戰爭與革命”舊時代觀,開啟了具有深遠意義中國外交戰略的轉型,中國外交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此后,歷屆中國政府都堅持把“和平與發展”時代觀作為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理論依據。

  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立了鄧小平理論為全黨指導思想,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重申:“和平與發展已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爭取較長時期的國際和平環境是可能的”。2002年5月10日,江澤民在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35屆年會上發表講話再次指出:“當今世界,國際局勢正處于深刻的變動之中。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要和平穩定,不要戰爭動亂,要繁榮進步,不要貧窮落后,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

  黨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順應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形勢,提出了“和諧世界”的外交新理念。盡管當今世界依然存在諸多不和諧景象,但“和諧世界”理念的宣示,讓國際社會進一步理解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進一步看到中國力量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的希望。

  本屆中國政府更是將“和平與發展”理念提升到一個更貼近當今國際政治和全球治理發展的高度。當今世界很多地區持續動蕩,亂象頻發,很大程度上與治理不善相關。“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人們都面臨著秩序和治理問題。”長期以來,全球治理體系基本上由西方標準主導,但近年來中國等國家發展模式的成功對原有的全球治理機制和理念形成了沖擊,促其進行不斷變革,朝著更多元的方向發展。近年來,中國緊緊抓住全球治理的相關議題,不斷推出新的外交理念和舉措,“鮮明地提出反映時代前進方向的新的世界觀和國際治理理念,并將其凝聚為有感召力的時代話語,用以提升中國軟實力,重塑中國話語權”。而本屆政府提出走大國外交之路更為構建中國的外交話語,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制權創造了積極有利的條件。

  2013年3月習近平在出訪俄羅斯時,首次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外交概念,明確提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當今時代的潮流。2014年5月21日,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第四次峰會的主旨演講中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其中關于“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的思想觀點,科學地闡述了發展與安全的辯證關系,正面回應了西方國家所謂中國“只注重發展不關注安全”的質疑。

  習近平在2016年1月訪問中東三國期間,更是明確指出:“中東動蕩,根源出在發展,出路最終也要靠發展”,各方要在追求對話和發展的道路上尋找希望。習近平在阿盟總部的演講中全面闡述了中國的中東政策,并且提出了“和平、創新、引領、治理、交融”五大理念,以及“促進穩定、創新合作、產能對接、增進友好”四大行動。這是繼習近平在2014年6月5日召開的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提出中阿合作共建“一帶一路”,構建“1 2 3”合作格局的新構想之后,中國最高領導人再一次在中東地區發展及治理問題上提出中國的思路和方案。

  幾十年來,中國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轉型變化,但發展理念貫穿始終;歷屆中國領導人對外演講主題不同,而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理念為核心的外交思想一脈相承。同時,從“爭取較長時間的國際和平環境”,到“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再到“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不同的表述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種思想和理念“由內及外”的發展軌跡以及中國在拓展這種思想和理念過程中表現出的越來越強烈的自信。鄧小平最早提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觀,是為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提供依據,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21世紀頭20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一論斷更多也是強調要抓住外部環境客觀上對中國有利這樣一個歷史機遇發展自己。但此后,國際形勢及中國自身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也導致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對此,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政府和人民都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指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而最近,習近平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的大會上發表講話進一步明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愿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

  筆者認為,自此,中國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理念為核心的國際話語體系已經被清晰地構建起來,并開始產生世界性影響。

“一帶一路”是中國外交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曾引發國內外廣泛關注,出現各種解讀。國內學界及媒體的相關論述大都圍繞推進“一帶一路”議題從經濟和風險抑或更為宏大的戰略層面展開。有些過于宏觀高深,將其視為包羅萬象的國家發展戰略,甚至提升到人類文明的高度,有的又太具體實在,只在意具體的項目、利益及風險。一些解讀過于強調倡議的經濟合作意義而低估了其對中國外交形象塑造和話語構建的作用,一些解讀又過于突出和夸大倡議本身的戰略性而忽視了它與其他各種外交新理念、新思想相輔相成的邏輯關系,更有一些地區和部門僅從各自利益出發,對倡議理解和解讀帶有明顯的選擇性和隨意性。各種解讀其實都在試圖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話語構建,這些話語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一帶一路”的正確理解。這些過于宏大又或各有偏頗的解讀其實都未能體現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真正意義。從國際關系尤其是中國大國外交的國際話語構建視角看,最重要的是要表達清楚“一帶一路”倡議究竟要傳遞怎樣一種思想精神和價值理念。如果我們自己對此沒有相對統一的認識,就很難真正取得國際認同和支持。如今,經過前兩年的辯論和實踐摸索,在較高層次上,人們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深遠意義已有更深的理解和認識,但坦率地說,它還沒有從政治家或者精英和學者的認識完全轉變成社會共識,更沒有從國內的認識真正轉化為國際共識。從筆者近年來對中東地區的調研和研究看,絲路沿線相關國家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既有期待,也有認知差異,甚至還有誤解。這也反映出我們在相關話語構建方面的欠缺。

  筆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在中國明確走大國外交之路的背景下正式提出的,因此,它從一開始就應被當作大國外交話語來構建。眾所周知,西方國家在多年前就開始要求中國負起“大國責任”,許多發展中國家也一直對中國抱有“大國期待”,而在經過多年持續崛起之后,中國也真正確立了世界大國的地位,但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與大國地位不匹配,與國力發展不同步是不爭事實。因此,中國要奉行大國外交,首先要升級自己的外交和國際話語體系。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中國的制度性國際話語權建設帶來了希望。”

  首先,“一帶一路”倡議所包含的理念和精神,與近幾年中國提出的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核心的一系列具有廣泛影響的大國外交理念及政策主張一脈相承。它既是一項與沿線國家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的實踐性規劃,更是中國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具體體現。它既與中國提出的其他外交理念共同構成中國的大國外交話語體系,更是將這些理念付諸行動、實現共同發展目標的最好途徑。毫無疑問,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以及中國能夠更好地利用地區經濟合作伙伴關系所產生的實際效益,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國際和地區多邊合作機制歡迎中國的參與,更多國家期待中國能提供更多的合作型公共產品,中國也將在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構建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一帶一路”在這方面將為中國提供更多的實踐場,中國要在與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推動創建一些相關的多邊和雙邊機制,而中國將在參與這些機制的創建及規則制定中提升自身的話語權和規制權。與此同時,中國還要在共建“一帶一路”過程中將與各國的經濟合作延伸到更廣泛的領域,這也可為中國未來提供類型更加多元的國際公共產品創造新的機遇。

  其次,“一帶一路”所遵循的“平等、合作、開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具有普適性價值和意義,它契合了世界各國人民追求和平與平等的普遍意志及合作發展的共同訴求,“彰顯了和平、尊重、開放、包容的時代精神。”這一倡議顯然有別于美國和西方大國基于霸權和維護主導的國際關系理念,因此,它更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接受。埃及金字塔報社社長艾哈邁德·賽義德最近在中國《環球時報》上撰文指出,“一帶一路”喚起了古絲綢之路在公正、和平基礎上加強世界經濟合作、平等互利的偉大標志性價值,“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設想更使得這一倡議真正具有國際性,而不僅僅局限于古絲綢之路國家。在賽義德看來,不同于西方大國源自于霸權、占領和壓榨的“炮艦政策”,“一帶一路”倡議要打造的是一種以公平、公正、互利為基礎的新型國家關系。阿拉伯人民對建立這樣的國家關系懷有殷切期望。由此,“阿拉伯國家選擇絲綢之路的路線和方針,而不是‘炮艦政策’的強盜主義。阿拉伯國家堅定地希望美國和歐洲也能走在這條路上,讓基于公正、公平的和平合作成為國際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強有力基礎。”

  再次,“一帶一路”倡議基于舉世公認的中國成功的發展道路和經驗,“中國道路促進中國走向成功,這條道路具有獨特優勢和世界意義,它既影響世界格局,也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它也因此提升了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所需要的堅實的話語基礎。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認為,它有助于把中國發展的寶貴經驗傳播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市場與政府兩手并用的獨特發展經驗。這樣既可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也可以實現中國軟實力在發展中國家的崛起。現在有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經驗產生濃厚興趣,認為它提供了一種有別于西方發展模式的選擇。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則從中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視角來說明“一帶一路”的現實意義。康納認為,傳統上,二戰以來最重要的全球公共產品就是安全和穩定。美國既有軍事實力又有同盟體系,因此被認為是國際安全的頭號供應國。“但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極為重要的全球公共產品——基礎設施建設。就像每個國家都需要安全一樣,它們同樣也都需要基礎設施。在這方面,中國無疑是主要提供方。如對兩者加以比較,我認為當前環境下基礎設施更為重要。”毋庸諱言,過去這些年,中國能夠向世界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的類型相對單一,主要是經濟類公共產品,其他如政治類、安全類和思想類公共產品相對較少,而“一帶一路”的推進,為中國向世界提供更多元的國際公共產品提供重要機遇。中國道路和經驗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有著重大參考價值,可有效強化中國提供政治類、思想類國際公共產品的合法性。中國為確保“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未來有可能強化與相關國家開展的安全合作以及對地區和平安全事務的參與,這也為中國提供安全類國際公共產品創造了條件。

如何構建“一帶一路”在中東的話語?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無疑是今后中國中東外交的重點,但中東目前形勢依然較為復雜,局部動蕩在很長時間內仍是常態。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一帶一路”在中東的話語?筆者以為,對當前形勢及其發展趨勢有一個準確判斷是必要前提。當前,學界有不少人在討論中東形勢及其發展趨勢時,看法非常悲觀,但在討論如何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時又似乎刻意弱化形勢的影響力。雖然也有不少人談論風險,但風險和形勢判斷并不是一個概念。筆者認為,中東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且問題的嚴重性不容低估,但穩定與發展是民心所向,經過多年的動蕩,“亂后求治”正在成為一種地區性趨勢,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如何改善地區和國家治理將成為本地區大部分國家面臨的最突出的內政外交問題。

  筆者幾年前對中東形勢有一個基本判斷,認為自2010年底以來,中東地區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變化主要由兩大因素造成:一是中東變局,二是美國中東戰略調整。前者推動了中東地區國家的政治轉型,但也引發了地區局勢的持續動蕩和極端主義回潮,后者則打破了本地區原有地緣政治格局的平衡,激化了地區國家間的矛盾。兩者既有各自發展的軌跡,又互相作用、彼此影響。而當前的中東局勢依然是在這兩大因素發展的影響下繼續盤整,只是,一些過去看不太清的問題和發展趨勢現在變得明朗化了。

  筆者認為,中東地區總體上已漸次進入漫長的轉型時期。在過去幾年里,各國應對轉型的表現形式不一,總體上出現過5種態勢:一是試圖從伊斯蘭傳統中尋找方向,突尼斯、利比亞,以及埃及最初都是伊斯蘭政黨或者伊斯蘭主義者贏得大選;二是重新回到強人政府和威權統治,如埃及出現的二次革命,突尼斯世俗強人的再次崛起等等;三是那些沒有直接受到所謂“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國家,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約旦等國一直試圖通過小心翼翼地主動改革,來管控國家秩序免受沖擊;四是一些國家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即通過對他國政局的介入和干預,將話題焦點和輿論視線引導到他國動蕩之上,試圖以此保護自身不受牽連,甚至還想借機擴大影響;五是一些國家陷入持久內戰,如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至今依然在激烈的博弈之中,而其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這個國家的政治走向。

  以上5種態勢并未成為一種定勢,而是仍在變化和調整之中,但一些明顯的變化已經出現。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性變化是:雖然中東眼下依然有許多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舊矛盾遠未解決,新問題還在不斷出現,但總體上該地區正在呈現“由亂到治”的跡象。

  這種變化首先從人們對局勢的認知上開始。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將地區政局不穩、國家經濟不發展的原因主要歸結于本地區復雜的地緣政治和宗教文化,以及外來干涉等客觀因素,但現在已開始逐步轉向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和尋找出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治理不善才是導致社會動蕩的最根本原因。若我們仔細觀察本地區的形勢變化便不難發現,在中東政治轉型過程中,代表各種政治思潮及意識形態的世俗和宗教力量為主導國家發展道路而展開的爭奪和沖突,其實質乃是治理模式之爭。最初一些宗教政黨或政治勢力尚能借助宗教號召力或者利用外部支持得以登臺亮相,但最后,能否做到良治和善治,才是評判政府合法性及考驗當政者治國能力的真正標尺。換言之,誰能帶領國家發展,能有效管控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宗教矛盾,誰才能得到人民的真正支持。這是當今中東轉型的一個新特點和新趨勢,應該成為我們觀察中東問題的新視角。這也為在當前形勢下中國與中東國家分享治國理政經驗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治理問題切中了該地區許多國家的時弊,中國的治國理政思想和經驗毫無疑問對中東國家有借鑒意義,許多國家對此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及與中國合作的愿望。因此,“治理”理應成為在我們構建中東“一帶一路”話語中的“關鍵詞”。事實上,近年來,治理思想在中國對中東國家關系的政策文件中及中國領導人針對中東問題的政策演講中時有體現。如2014年6月5日,習近平在中阿合作論壇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中,用了幾乎1/3的篇幅來談絲路精神。我們仔細研讀習主席的這番演講,可以發現:它不同于以往官方對于“一帶一路”的一般意義上的解讀。習主席強調的絲路精神概括起來就是4句話:促進文明互鑒,尊重道路選擇,堅持合作共贏,倡導對話和平。而這4句話實際上是建立在中國對當前中東總體局勢的評估及對其未來發展的判斷的基礎之上,中國對于當前及未來中國與中東關系發展的看法既著眼于現實,又面向未來,其中既有中國長期堅持的中東政策原則立場,也包含了新時期中國探索大國外交道路的一些新理念,尤其是包含了中國對于地區和國家治理的一些新理念和新思路。

  比如在“促進文明互鑒”的部分,中國表示將繼續毫不動搖地支持阿拉伯國家維護民族文化傳統,反對一切針對特定民族和宗教的歧視和偏見。同時指出,中阿應該一道努力,倡導文明寬容,防止極端勢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間制造斷層線。這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未來要參與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共同治理和應對極端思潮和恐怖主義的指導思想。

  再如,在“尊重道路選擇”部分,中國指出: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最有發言權;不能要求有著不同文化傳統、歷史遭遇、現實國情的國家都采用同一種發展模式。如上所述,當前由中東政治和社會轉型激活和引發的地區各種新老矛盾乃至社會動蕩,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各種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為主導國家發展模式而展開治理模式之爭,我們相信,經過內部磨合乃至“再平衡”,中東各國一定能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模式和道路。中國的經驗是,一國在探索自主發展道路過程中,既不能完全照搬或者盲目效仿國外某種模式,也不能完全排斥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正基于此,中國提出愿意同阿拉伯朋友分享治國理政經驗,從各自古老文明和發展實踐中汲取智慧。

  “堅持合作共贏”體現了當前中國外交的核心思想,其內涵早已超出經濟領域,近年來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和“新義利觀”等都包含有互利合作共贏的內涵。2013年6月27日,外交部長王毅在第二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發表的講話中,更是把“突出互利共贏”作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新理念之一。

  最后,以“倡導對話和平”來處理中東熱點問題是中國的一貫立場。習主席在講話中特別提到,中國將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地區事務,主持公道、伸張正義,同阿拉伯國家一道,推動通過對話找到各方關切的最大公約數,為妥善解決地區熱點問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爭端是中國的一貫主張,但把它作為中國向國際社會和相關地區提供的公共產品提出來,這是第一次,這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將更多參與地區治理的一種積極信號。

  2016年1月,中國政府在其首次發布的《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中明確表明了“中國尊重阿拉伯國家人民的選擇,支持阿拉伯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希望加強同阿拉伯國家分享治國理政經驗”的愿望。2016年1月,習近平在阿盟總部的演講中再次提到,中阿雙方要抓住未來5年的關鍵時期共建“一帶一路”,中國要“做中東和平的建設者、中東發展的推動者、中東工業化的助推者、中東穩定的支持者、中東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習主席并在演講中提出“高舉和平對話旗幟,開展促進穩定行動;推進結構調整,開展創新合作行動;促進中東工業化,開展產能對接行動;倡導文明交流互鑒,開展增進友好行動”的四大主張。

  筆者認為,上述《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及中國最高領導人關于中國與中東國家關系的講話都很好地闡述了地區治理與共建“一帶一路”的辯證關系,明確表達了中國在中東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同時,也要密切關注和充分參與中東地區秩序的改善和治理的愿望,同時清晰地提出了中國的思路和方案。顯然,中國認為,只有地區秩序和國家治理改善了,“一帶一路”才能順利推進。由此出發,現階段“一帶一路”在中東的話語構建也必須緊緊圍繞促進地區治理這一主題來展開。為此,我們要逐步打破在中東問題看法上的傳統思維定勢,避免對中東局勢的誤判,關于中東的話語要從過去強調“沖突和矛盾”逐步向突出“治理和發展”轉換。同時,我們要擺脫長期以來西方將發展與安全問題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的影響,確立“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辯證闡述兩者關系的中國話語。此外,基于發展是中東各國共同的需求和普遍關注的重點,我們要將“一帶一路”提升到中國提供發展思路的高度來解讀。而以推動中東穩定發展為重點的中國中東外交理念和政策也應成為“一帶一路”在中東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張三系上海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文獻來源:《西亞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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