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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兩強競爭性合作格局趨勢與中國外交
蔡鵬鴻 2013-02-01
簡介
中國崛起和美國戰略調整觸發亞太地緣空間發生變化,形成四大特點:1,亞太地緣經濟版圖呈現雙軌競爭格局;2,地緣安全空間呈現中美競爭性低度合作走向;3, 地緣政治空間變動凸現發展模式之爭;4, 新技術成亞太地緣空間變化推手。國內外關注亞太地緣環境變化現狀和前景,聚焦于遏制性對抗格局抑或是競爭性合作格局走向的辯論。筆者認為,亞太地區遏制性對抗格局賴以生存的條件不存在,應該推動地區格局朝向競爭合作方向發展。為此,中國外交應在命運共同體戰略思想指導下,建設周邊利益共同體,在亞太區域治理中發揮作用。
正文
        當前,中國周邊和亞太地緣政治與安全環境發生重大變動,地區格局加速演變。在“中美共治”提議似乎煙消云散之際,中美協調(C2)新概念正在崛起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亞太地緣政治趨向兩強的局面似乎漸近現實。這一格局的發展趨勢不容忽視,應當抓住時機,分析其變化特點,為當前與未來目標之間的路徑選擇、為建立周邊利益共同體目標進行戰略謀劃。本文從地緣政治視角分析變動中的亞太格局特征、發展趨勢以及中國周邊戰略。
一、地緣空間的三大變化與四新特征
        就研究對象而言,地緣政治分析工具在確認國家、鄰國及其周邊地區的領土轄區概念時,對象實體及位置基本上是給定的、不變的。但是,地緣政治空間不可能一仍舊貫,靜止不動,而是變化不定,甚至是變化萬千的。同十年前相比,中國周邊地緣政治和安全環境出現了大變革、大調整情景。中國崛起和美國重新布點引致亞太地緣空間出現三大變化。
        其一,中國的經濟實力改變了亞太地緣經濟環境,亞太地緣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動和重組現象。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亞洲第一。根據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為美國的40%,2020年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1]。中國對亞太經濟的重要性最近150年以來未曾有過,“經濟上靠中國”已經成為周邊地區口頭禪,形成了以中國為驅動力的亞洲地緣經濟格局,改變了美國主導的地緣經濟版圖。
        其二,中國政治影響力變化,沖擊著周邊廣大地區,覆蓋了周邊30多億人口。冷戰結束以來,中國與鄰國政治關系穩定發展,相互之間基本完成了陸地邊界劃界工作,14個陸上鄰國及22,000公里陸地邊界中,僅印度、不丹兩國陸界尚未劃定,中國長期面臨的陸上安全威脅得以緩解。盡管海上邊界尚未劃定,但是,所有這些國家,無論強大的、友好的、中立或敵對的,現在再也無法回避中國崛起引發的政治影響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政治上的任何舉動,猶如水中漣漪,一經激發,迅速向周邊擴散,其輻射影響力,至少波及中國及其周邊地緣人口達30億人之多,全球幾乎一半人口隨時同中國共命運,同呼吸,這種地緣政治場景給人無限的想象空間,歷史的抑或是現實的,然而,這一切無不同劇烈震蕩的地緣政治空間緊緊的聯系在一起。
        其三,中國軍事實力提升與美國戰略重新布點,使周邊地緣政治生態和安全空間出現新變化。在亞太地緣安全環境中,中國海、空軍正在擴大其安全活動空間。中國“遼寧號”航母下水,具有里程碑意義;中國成功試射新型洲際導彈實現“核打擊能力”、中國開發出新型反艦導彈,給第一島鏈內外的美國及其盟國軍隊造成威懾。未來幾年中國軍費開支將保持在年度千億美元以上水平,世界上除了美國無人可以匹配,或許,在亞太和全球,也僅有中美兩家有能力持續保持如此高昂的軍事投入。美國驚恐之余正在推行再平衡戰略。地區安全格局處于重組之中。

        概而言之,盡管國家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國家的地緣經濟、政治和安全空間則是變動的。較之解放初期的周邊環境,現在中國周邊地緣空間的內涵及其特征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歸納為四大新特征,從中也可窺視未來的發展趨勢。
        1,亞太地緣經濟版圖呈現雙軌競爭格局。隨著中國在東亞地緣經濟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加強,中國成為日韓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第一出口對象國,中國在東亞地區10 1、10 3合作進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越來越突出。對此,美國片面認為中國正在排擠美國,中國要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建立自己的勢力圈。于是,美國布什政府于2008年決定加入跨太平洋經濟伙伴協定(TPP),奧巴馬政府進一步推動,到2012年12月,TPP擴容談判共進行了15輪,隊伍擴大到11個國家。亞太地緣經濟格局出現了美國主導的TPP,及中國發揮重要作用的東亞經濟合作雙軌競爭格局,盡管有人認為RCEP啟動后亞洲合作進程出現了新變數。
        2,地緣安全空間呈現中美競爭性低度合作走向。美國依然是全球和亞太軍事強國,它通過強化既有的軍事同盟、發展安全新伙伴來應對亞太地緣格局變動、平衡中國崛起。中國尚未出現追求安全同盟的戰略要求,但是,深化同俄羅斯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展開中俄海上軍事演習、繼續加強上海合作組織的安全合作內涵,是中國外交和安全的新布點。中美之間有競爭,但未達到相互對抗階段。有時雙方反而啟動相關機制來化解沖突。中美在安全領域呈現低度合作走向。這對未來地緣安全空間變動及發展具有重要的提示性意義。
        3,地緣政治空間變動凸現發展模式之爭[2]。這種競爭和博弈將在理論和實踐上產生深遠的地緣影響,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中國發展模式強調的主要目標是發展、穩定和人權的適當平衡, 對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以及美國為代表的“華盛頓共識”構成有力挑戰[3]。中國模式成為地區和國際發展的范式之辯,至少反映了亞太地緣政治格局變動的現狀和走向。
        4,新技術是亞太地緣空間變動的原動力。技術作為文化要素是當代地緣政治空間競爭和變化的強大推動力。20世紀初以來,地緣安全領域經歷了工業化時代、核子時代和信息化時代的演進。在信息技術時代,國家在網絡競爭中是否處于領先地位,是占領地緣政治空間制高點的重要指標[4]。信息流可以自由進出國家邊界、上達太空深及海底,技術已經成為美國和西方國家在亞太地區維護或爭奪地緣霸權的重要手段。但是,中國精準無誤地擊落太空衛星,中國航天器在太空成功對接,中國在2012年6月里同一天出現“神舟翱翔太空,蛟龍深潛海底”的壯觀景象,使中國在太空和信息技術領域處于領先地位,打破了美國的霸權地位。鑒此,信息技術作為一種隱性武器,已經成為亞太地區維護和反對地緣霸權的基本手段,成為地緣政治和安全空間移動、并合或分散的推手。美國現在無論采取何種手段,再也不能壓制中國崛起。新技術趕超和競爭已經無庸置疑地成為地緣政治環境變化的源動力。
        總之,中國在堅持不結盟政策的同時加強同周邊國家政治和安全合作,有利于中國擴大其周邊地緣政治空間的活動余地,削弱美國在亞太地緣政治格局中的主導地位,其發展趨勢是,亞太地區美國主導的一超多強格局正在向中美兩強共存新格局演變。這是歷史和地緣政治發展的邏輯使然,任何人的意志無法阻擋。縱觀歷史長河變遷,任何強國對地區和國際格局擁有的權力都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盡管有不少人認為,當前這種亂局對中國不利,但是,國際上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確信,惟有中國才是變局中的主角,正在改變東亞及周邊地區的地緣經濟和政治格局。
二、走向遏制對抗還是競爭合作格局?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國際格局的基本概念主要指當前國際各種力量的互動狀態。各國在國際交往中所擁有的實力, 以及為實現各自利益而“達到某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或均衡”。這種穩定狀態是暫時的,但是,非均衡性則是絕對的。非均衡力量通過博弈和競爭實現國際和地區局勢的穩定,以使各方利益得以實現或滿足。這個過程可能是遏制甚至是熱戰,也可能是協調博弈,不過競爭性合作,則是實現均衡或者穩定狀態的階段性目標。
        (一)遏制性對抗格局成為辯論的焦點
        在上文對亞太地區格局變動要素進行分析之后,人們發現相關變量發生了變異,力量變動成為格局演變的基本指引。這種變動不利于守成的大國。維持現狀,確保現有格局和秩序不變,有利于守成大國及其同盟伙伴,有利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不利于崛起中的新興大國及其利益訴求。因此,新興大國崛起引發的地緣環境變化,撼動了地區格局和秩序,出現了相關力量之間的互動、競爭與協調。
        美國針對亞太地緣環境變化以及地區國際格局的發展趨勢,提出了各種戰略予以應對。其中,美國對華應否實施遏制戰略,成為美國政治激辯的焦點,不久前落選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是這一主張的代表。澳大利亞有學者當時還擔心,羅姆尼當選將迫使澳大利亞跟進美國的對華遏制圈,利弊兼有,但是澳經濟將遭遇災難[5]。另有澳學者主張,對中國可以推行有限的遏制戰略,對華遏制要適度[6]。在日本及東南亞,不少人也都支持美國對華實施遏制戰略。而在中國國內,有人則從另一個視角出發,認定美國對中國已經推行遏制政策了。概而言之,遏制論者認為,美國應該利用現有的軍事優勢及其硬實力,對中國實施全面的遏制戰略,在中國羽毛豐滿前加以絞殺,否則在中國長成銅筋鐵骨時就會無從下手。有的則說得更加干脆,在亞太地區的國際格局重組中絕不能讓中國成為主角[7]。
        遏制戰略是冷戰時期兩極格局下的產物,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雙方采用的冷對抗手段。美國遏制戰略起源于凱南的8000字電報,及其發表的X先生文章。凱南提出對蘇遏制政策的理由是:第一,蘇美兩國意識形態迥異,共產主義威脅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蘇東集團威脅西方的政治制度。第二,蘇東集團威脅美國生活方式,美國必須先下手為強,全面扼殺蘇東集團。第三,美國及其盟國必須采取措施,遏制共產主義擴張,強迫蘇聯改變行為方式,否則,遏制不可能停止。
        毋庸置疑,遏制是一種極端的戰略。當時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則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針對美國推行同樣的極端政策,終于形成了兩極對抗的國際格局。概括而言,遏制戰略是在全球層面上對一個國家及其集團實施的對抗手段,遏制是全面的,而不是部分的,也就是,要么實施遏制,要么解除遏制,不存在任何中間狀態的遏制,或者“適度遏制”,也不存在某個領域遏制,而另一個領域放開。當年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推行遏制戰略,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價值觀至上的國家戰略,不僅體現美國及西方對外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價值觀守護者們表現出的意識形態至上和傳教士派風格。也正因為此,遏制戰略的對抗性趨向更加明顯,在冷戰時期,局部戰爭,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本質上是以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為名進行的。那么,隨著中國的崛起,亞太地區是否會回歸冷戰時代的遏制對抗格局呢?
        (二)遏制戰略的生成條件不存在
        亞太地區現在不存在冷戰時期醞釀、生成遏制戰略的極端條件。
        首先,無意識形態之爭。1980年代初,中國外交戰略做出重大調整,特點就是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而是超越意識形態界限,發展睦鄰友好關系。中國強調不管白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觀點,表明中國制定改革開放國家戰略及其在外交上采取的主動行動,具有長期的戰略意義。現在,中國經濟上去了,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和平發展的國家戰略繼續推行,中國黨和政府的總任務就是“攻堅克難,繼續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繼續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8],中國既無挑戰霸權之意,也無擺脫現存國際秩序另起爐灶的要求,更沒有策劃戰爭的意圖。在地區問題上,中國堅持通過漸進的合理方式改善國際體制和地區合作架構。中國強調和平崛起,不是帶有帝國野心的“強國崛起”。中國軍力隨著經濟發展而上升,已經具有打破霸權的可能,但是中國強調,依靠軍事能力不是保障和平的途徑,中國絕不走帝國主義老路。中國提出了新安全觀,主張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以求實現普遍性的持久和平、永久安全。中國不是歷史上充滿侵略性的新型大國,而是以己所勿欲勿施于人的方式發展自己。美國失去了制定對華遏制戰略的價值觀基礎。
        其次,中國沒有威脅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取得的偉大成就,靠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靠13億人民的智慧、奮斗和犧牲精神,而且,中國的迅速發展不僅沒有給美國和其他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帶來威脅,反而大大提高了他們的生活質量,改善了他們既有的生活方式。凱南8000字電文有關遏制蘇聯的核心理由,即蘇聯威脅美國的生活方式,在當代中國根本不存在。
        再次,中國推動區域經濟合作,不搞軍事對抗。經濟合作、相扶相容是當代亞太地區的基本特色,也是這個地區共存共榮的發展基礎。在中國,有關世界是一個市場的理論和政策思想,取代了冷戰時期的兩個世界兩種市場的理論,成為中國面向亞太、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思想和理論支撐。現在,亞太地區是中國對外經貿的重要依托,中國對外貿易總量的60-70%是在亞太地區展開,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70%來之這個地區,中國“走出去戰略”的主要對象也是在這里。2003年以來,中國開展的地域外交、領域外交,也是首先從亞太地區著手進行。中國在亞太地區擁有重大的國家利益。周邊國家同樣如此,日本和韓國對外貿易的最大出口市場是在中國。中國同東盟2010年1月正式建立自由貿易區以來,雙邊貿易量以40%速率遞增,2011年貿易總量達到3600億美元,為歷史之最。印度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也是與日俱增,從十年前的幾十億美元貿易額, 2011年達到700多億美元。現在,周邊國家誰都不愿意封殺經濟交流大門,互利共贏,已經成為這個地區的基本共識。這些國家不愿意加入對華遏制梯隊,對華遏制只能成為無人應答的山谷空響。
        最后,美中經濟相互依賴,制約遏制戰略的生成基礎。中美雙邊貿易已接近5000億美元的水平,僅憑這一項指標,足可以讓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大國在制訂遏制對抗政策時,三思再三思。據中國海關統計,2011年美國對華出口1220億美元,較之前年翻番,美國政府的對外出口倍增計劃首先表現在美中貿易之中。如果兩者之間有什么齟齬的話,那么也就是市場競爭與和平競賽。美國稱自己是太平洋國家,中美在這個地區的利益交織及其密集程度勝過任何其他國家。中國的全球治理戰略應該首先在地區治理上有所作為。“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是中國外交布局的優先順序中的重要布點,美中關系既是大國關系,又是周邊特殊的地域鄰國關系。中美經濟頻繁互動史無前例,美國人很清楚,美國的經濟恢復和繁榮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和中國的經濟繁榮,倘若中美之間發生災難性對抗,不僅會重創中國經濟,也會重創美國經濟,也是地區災難。因此,搞遏制戰略,不僅是雙輸,也使整個地緣經濟崩潰。
        (三)競爭性合作應該成為選擇方案
        美國和西方國家可能因其思維定勢所致,不易理解迅速崛起的中國及其強調的和平發展之路以及和諧世界理念,實際上無法理解新興大國深厚的文化歷史及其追求和平的哲學理念,即中國發展道路5000年“路徑依賴”的事實[9],這或許需要時間,慢慢地教,慢慢地學。美國在不知道如何有效應對現實的時候,也不得不言不由衷地強調:美國戰略轉移不針對中國、美國建立亞洲導彈防御體系不針對中國、美國及其盟國在亞太搞軍事演習也不針對中國。
        不管美國是否言而有信,抑或是言而無信,美國應該明白的是,采用遏制戰略的歷史條件不存在,也不可復制。美國沒有實施對抗性遏制戰略的理論依據,中國也沒有威脅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亞太地區更沒有提供遏制戰略可以生成的環境。美國面對中國崛起倍感棘手,變得縮手無策。究其原因,美國作為全球性超級強國,使用遏制政策的時候往往是從全球的視角看待共產主義運動,在美蘇兩極對抗格局時期,強國勢力范圍明確。于是,蘇聯發出的任何進攻性信號,美國都是從全球的視角和高度來看待的,蘇聯在非洲安哥拉或者在東南亞越南的戰略布點,美國都認為是在蠶食甚至進攻自己的全球勢力范圍,從而糾集盟國,應對所謂的全球問題,設法逼迫對手退出自己的勢力范圍。冷戰結束后美國繼續使用全球方法應對恐怖主義勢力,效果不佳,根本原因是,傳統方法不適宜對付國際體系中出現的這種非政府行為體。美國現今的盟國也不再是鐵板一塊,于是有一段時間竟然出現了新歐洲和老歐洲之爭的怪現象。美國也不得不設法借用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力量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活動。美國在新世紀面對中國崛起的時候無從下手,其癥結在于中國不搞霸權,不建立勢力范圍,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秩序的建設性成員。在處理中美關系上,美國曾經以接觸加對沖的辦法對付中國,2005年后美國基本上確認中國的崛起已經無可撼動,于是又有了“責任論”和“再保障”的說法,試圖借此整合中國。現在,在中國崛起已經撬動地區格局的時候,美國設法改變方式應對地區格局變動。
        美國決定采用競爭性區域方法應對亞太地緣環境變化和區域國際格局的變動。美國的區域方法起始于奧巴馬上臺不久提出的“回歸東南亞”,2010年則由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明確提出區域論。她認為,美國在新世紀“面臨的挑戰無不同地區問題有關”,應該擺脫傳統上一貫采用的全球性做法,用區域方法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要到“新興大國的勢力范圍中心去尋求解決辦法”[10]。
        在亞太地區,美國的區域方法聚焦于領域外交,即經濟外交、安全外交和價值觀外交。在經濟領域,美國把參加“跨太平伙伴關系”協定(TPP)作為“介入”亞太、抗衡東亞經濟合作的主要途徑。美國積極參與TPP,旨在獲得制訂新規則的主動權,掌控正在到來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同時也要擴大出口、解決本國經濟。近期目標就是阻止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合作機制[11]。在安全領域,美國“重返亞太”,首先從軍事部署入手。美國開始時強調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是“常駐軍人”,到提出“再平衡戰略”時則要把60%的美國軍事力量轉移亞太[12]。美國增兵澳大利亞是其冷戰結束以來第一次向亞太地區增加兵力,最近以來甚至提出“空海一體戰”概念,似乎令人感受到了冷戰之風日益強烈。美國這一切舉動也加劇了地區安全的緊張氛圍,讓一些東南亞國家在中美兩大國之間面臨“選邊站隊”的巨大壓力。由于本地區根本不存在兩極對立的勢力范圍,中國事實上也已經融入美國主導的地區國際機制之中,一些中小國家因此出現的困惑和擔憂不無道理,美國給他們制造壓力,不過,壓力再大,也不可能硬拉他們參與重建“圍堵中國”的圍墻工程。
        美國在外交領域侈談美式價值觀,其實,這已經成為美歷屆政府的常生之談。防務、經濟發展和民主,三者之間有聯系,也是希拉里竭力主張的所謂“3D”思想。必須認識的是,所謂價值觀外交具有鮮明的冷戰色彩,如果美國試圖重新撐起這面旗子來搞遏制戰略,顯然已經過時,在中國周邊找不到市場。亞洲各國注重經濟發展,各國利益高度融合。本地區各國人民希望,國家間關系發展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質,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希望在多種文明的現實面前相互包容、相互共存、共同發展。因此美國試圖推行價值觀外交,借機搞變相遏制和對抗,不是亞洲的出路,也不會成功。
        亞洲的出路就是走合作之路,而不是搞對抗遏制。東亞合作是開放的,也是包容的。希拉里提出的領域外交,其實都是地區格局變化時期可以推進合作的重要領域。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立足點在于亞太經合組織(APEC)茂物目標,無論東亞合作還是跨太平洋伙伴協定,都是APEC框架下的合作領域。在亞洲,合作應該適應亞洲的特點,發揮各方積極性,而不是把一方的意志強加于其他方的意愿之上。現在的合作態勢是,東亞和東南亞在已有的多種對話和多個次區域多邊合作機制的基礎上,2012年11月18日東盟第21屆領導人決定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協定”談判(RCEP),這些機制(包括TPP)只有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才可以協商統一的可能,這個過程應該是協商的過程,競爭的過程,和平競賽的過程,優勢互補,尋求利益最大化。在安全領域,美國依然是亞太地區傳統安全領域的主導者,美國的強勢來自于軍力優勢和冷戰時期建立起來的雙邊同盟體系。由于地緣安全格局的變動,中美在安全領域合作的空間同樣存在,特別是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兩者合作空間是廣泛的。對于中國來說,美國在周邊地區的軍事存在已經半個世紀以上,問題不是美國軍力存在多或者少,而是怎么使用怎么發揮作用的問題。美國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必然帶動軍力增長,因此恐懼中國以軍事手段構建勢力范圍。其實,這是美國以其自身踐行的歷史軌跡來看待中國發展。美國不是在成為經濟巨人之后,就使用武力干涉古巴、支持哥倫比亞叛亂的嗎?據不完全統計,美國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里,在西半球實施了30余次的武裝干涉,或者為了解決領土爭端,或者驅逐那些美國認為無法接受的政府領導人[13]。其實,對于美國來說,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問題不是中國軍力和現代化程度怎么樣,而是中國軍力怎么使用怎么發揮作用的問題。現在,中國海軍已經走出第一島鏈,在亞丁灣參與打擊海盜的軍事行動,這本身就是同美國和其他國家軍事力量合作的突出表現。中美在安全領域的合作空間還很大。這些合作不應該是無原則的并合,而是在遵約基礎上的協作關系,不應該是單方面的任意要求甚至蠻橫強求,而應該是相互尊重前提下的競爭與協調。這種合作應是競爭性合作的先導,創建競爭性合作的地區國際格局,為建立全球競爭性合作的國際格局打下基礎。
三、中國亟須制定周邊戰略大框架
        中國和美國正在地區格局的變動中發揮作用,兩國應該進行協調,有事情要協商,而不是相互遏制和對抗,合作中存在競爭,競爭中有合作,這就是競爭性合作,杜絕戰爭,共同創新歷史。為此,中國亟須制定周邊戰略大框架。
        中國在1980年代初期實施改革開放的時候,走的是一條開放包容的路線,把美國看成是學習的對象,學習美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鄧小平親自出訪美國,考察美國領先的科學園區、引進美國的設備和資金。中國同美國存在矛盾和摩擦,但是,中國在那個意識形態依然很強的時代,仍然同美國大搞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美國的技術轉讓許可。中國學習美國,不是一味順從,也主張競爭,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上,都在競爭與合作中求得雙邊關系的穩定、爭取平衡發展。這種競爭有時很尖銳,甚至可以使用斗爭來描述,但“斗而不破”,為推進中美關系、維護地區穩定、和平與發展做出了貢獻。現在,當中國作為一個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將自己前途命運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起來的時候,中國提出了“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14],這在中美兩國相繼進行了領導層更替后,為推動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政策基礎,中美更應該在地區治理、在地區格局的調整進程中積極有所作為。為此,筆者試對制定周邊外交戰略框架提出如下思考:
        思考一,在命運共同體戰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周邊外交戰略的目標是建立中國周邊利益共同體[15]。這是基于地緣空間或地緣板塊位置來思考中國周邊戰略。中國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利益都在這個地區,中國必須擁有友好的、穩定的、和平的周邊地區,才能確保中國利益的實現和完整無損。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不怕事”,更要注意“不惹事”,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前提下,決不損害周邊國家的利益,要“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中國是大國,要有大國的氣度,不能銖瑙必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中,應保障周邊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收獲中國的利益。中國的舉措應該體現周邊國家的愿望和要求,要體現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這就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我們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的深刻含義,旨在期盼周邊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讓周邊感受到中國同自己確實是在同一條船上,“同舟共濟”一起駛向利益共同體目標彼岸。
 
        思考二,中國周邊利益共同體的實現途徑,原則上應該是雙邊功能性合作起步,逐步深化,推進多邊合作,關鍵是促進建立有利于利益共同體方向發展的地區機制。這種方式是我們常用的先易后難、先雙邊后多邊、先經濟后政治的提法。周邊地區擁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和多樣文明,與中華文明交流深遠,即使在傳統的儒家文化圈內,經過歷史浪潮的沖刷,也鍛煉出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多種文明,文明多樣性特別顯著,所以,“包容互鑒”首先是要在處理周邊國家間關系中必須弘揚的精神。由于多種文明共存,共同體建設可以考慮先易后難的方式,從雙邊做起,持久而認真的推進,在深化的過程中,條件成熟時可以由雙邊向三邊甚至更多邊合作展開,促進建立有利于建立利益共同體的地區機制。 
        思考三,中國周邊利益共同體建設可以考慮吸收東亞國家已經確立的東亞共同體概念中的積極因素。2002年東盟加三領導人會議確立的東亞共同體方向,從建立經濟共同體起步,再擴展到其他領域,這個總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可以為中國周邊利益共同體建設借鑒和參考。2015年東盟共同體成立,中國應該提前謀劃2015年之后推進東亞經濟共同體藍圖。
 
        思考四,利益共同體的實現有賴于中國能否真正表現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從1980年代開始調整周邊外交戰略,其重大轉型起步于超越意識形態界限,注重經營地區間國家關系、堅持以外交方式解決海上島嶼爭議;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不僅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而且還給東南亞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金融支持,這些表明中國是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構建周邊利益共同體的進程中,更要承擔重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我們必須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思想和政策上要有長期的“惠及周邊”戰略,睦鄰需要通過長期的善意表現,才能徹底根除一些人的疑心生暗鬼心理。要從對方的立場和視角來思考問題,為其提供服務,使對方在許多情況下,特別是在緊急情況發生時,他們想到的、能夠依靠的只有中國,到這個時候,利益共同體也就如期可抵了。中國要進一步開放市場,不僅是讓東盟國家獲利受益,而且也要讓印度、日本、韓國、俄羅斯和美國等廣泛周邊經濟體獲利受益。如果周邊國家在同我交往中覺得無利可圖,他們不可能同我共建利益共同體。說到底,交易就是雙方通過交流實現互惠互利,對方獲利了,我方也有利了,“共贏”應該是通過互相依靠對方市場取得的結果,使之真正感覺到,中國和平發展是機遇而不是威脅,要激發這個地區產生爭先恐后般地要同中國建立利益共同體的欲望。
        思考五,建設周邊利益共同體在模式應用上,可以采用中國道路、中國理念,但是在開始的時候未必強調中國道路,可以在協作過程中同周邊國家探討。一開始就設定一種模式不是成功的辦法,歷史上有過教訓。美日和東盟等作為中國的大周邊鄰居,中國應有包容之心,它們的有些思想和政策也有借鑒之處。中國在當前國際格局演變過程中主張利益共同體建設,不必拘泥于已經有過的地區合作模式,應該創新道路,推進具有中國色彩的利益共同體。
 

文獻來源:《國際觀察》


注釋:

[1] 林躍勤、周文主編:《金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1》,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頁。
[2] “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議題在1990年代后期出現在中國學界。
[3] 俞正梁:“試論中國外交新政的國際戰略環境”,《國際觀察》2010年第3期,第3頁。
[4] Philip E. Steinberg: “A Review on Global Communications Since 1844: Geopolitics and Technology”, i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91, No.1 (Mar., 2001), Taylor and Francis, Ltd. pp219-220.
[5] Andrew O’Neil: The US Alliance: Fear of entrapment, available at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2/07/05/anzus-australia-america-china-entrapment.aspx, 2012年8月28日下載。
[6] Robert Ayson: We are containing China, just a bit, available at http://www.lowyinterpreter.org/post/2012/07/09/Whisper-it-We-are-containing-China-a-bit.aspx (2012年8月28日下載)
[7] Paul Dibb: Why I Disagree With Hugh White on China’s Rise, in The Australian, August 13, 2012, Pg 12. [8]“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2012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第一版。
[9] 樂玉成:“關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十點思考”,載《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第三期,第4頁。
[10]Hillary Clinton:“New American mo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peech, delivered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 Washington DC on September 8, 2010。
[11] C. Fred Bergsten and Jeffrey J. Schott: Submission to the USTR in Support of a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January 25, 2010,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vailable at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1482.
[12] Leon Panetta: The US Rebalance Towards the Asia-Pacific, Speech to the 11thIISS Asian Security Summi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02 June 2012.
[13] 格雷厄姆•阿利森:“美國應接納中國崛起”,美國哈佛大學貝爾弗爾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專稿,2012年8月28日《金融時報》中文網站: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6228#utm_campaign=1D110215&utm_source=EmailNewsletter&utm_medium=referral, 2012年8月28日下載。
[14]胡錦濤: “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載2012年11月18日《人民日報》第一版。
[15] 季志業:“中國地緣政治123”,《現代國際關系》2008年第五期第15頁。鄭必堅:“對一個重大戰略構想的新認識”,載2012年1月16日《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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