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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前中東局勢演變的若干思考
李偉建 2011-06-15
中東局勢演變
簡介
當前中東動蕩其實是中東國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一部分,對地區國家的政治改革和社會進步具有明顯的推動作用,但阿拉伯世界作為整體被再次分化和削弱。舊的秩序被打破后,中東在一段時間里將陷入政治和意識形態迷茫。西方試圖將中東變革引入所謂民主化軌道,未來中東地區有可能形成多元政治架構,但中東各國政治進程的發展難以根本擺脫本地區歷史、宗教、文化和社會現實的影響。應將美國西方的介入置于當前國際體系加速轉型,世界政治、經濟權勢向非西方國家轉移的大背景下加以觀察,中東動蕩短期內會分散美國關注重點,但不會改變其從中東總體收縮的態勢,更不會因此減緩其戰略東移步伐。
正文

        動蕩本質上是中東國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一部分
        當前中東局勢動蕩的原因多重而復雜,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但本地區一個共性的問題是,長期以來,大部分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嚴重失衡、改革步伐和相關制度建設明顯滯后于當今時代的發展。許多國家獨立后依然保持著部落式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政治體制混合了傳統和現代的因素。一些國家雖然資源豐富,經濟發展平穩,但政治上依然被認為是前現代國家。幾十年來,“歷史、文化和政治結構同基本經濟因素一樣阻滯了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增長。”這些因素也使“阿拉伯國家缺少迎接現代全球化世界的欲望,” 以至于在國際上,除了若干熱點問題成為國際議題中心外,整個地區在國際體系中越來越被邊緣化了。而在這些國家內部,政治、宗教和社會矛盾長期積壓,社會發展機制缺失,大批年輕人無法在國家發展中找到自身應有的位置。
        一些國家盡管近年來經濟增長不錯,但是民眾感覺不到這種發展帶來的變化,對政府的滿意度很低。例如,最先爆發動蕩的突尼斯和埃及是2000年以來阿拉伯國家中經濟增長最快、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從下圖中可以看出,2005-2010年,兩國的人均GDP(以PPP計算)每年都有增長,同時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上埃及也是保持著改善提高的勢頭,但人民對國家繁榮向上感覺卻每年下降。五年間,埃及的相關指數從接近30%下降到接近10%,突尼斯則從24%下降到14%。
         另據蓋洛普公司在2010年2月和11月對20個阿拉伯國家的15-29歲年輕人就對政府發揮年輕人潛能的滿意度調查表明,埃及年輕人在這個問題上對政府的認可度僅為29%。其他滿意度在50%以下的國家/地區有:索馬里47%、毛里塔尼亞38%、敘利亞38%、摩洛哥37%、蘇丹35%、巴勒斯坦34%、科摩羅30%、也門30%、黎巴嫩17%和伊拉克15%。(突尼斯缺乏數據)
        顯然,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些國家在社會發展和政策變化方面缺乏與時俱進的改革。盡管社會始終有迫切的轉型需求,一些國家也曾經有過一些嘗試,但總體進程緩慢,與當今時代的發展嚴重脫節。在連美國這樣世界最發達國家都在呼吁創新和變革的今天,時代精神對阿拉伯世界的沖擊是巨大的。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使阿拉伯世界的廣大年輕人看到了自己國家與時代發展的差距,這也是年輕人成為這次變革運動主要推動力量的重要原因。俄羅斯前駐利比亞大使阿明•波波夫最近在俄《獨立報》上撰文認為,在全球化和新信息技術的環境下,社會變革的速度之快讓那些統治者們來不及進行總結并制定相應對策。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退出政治舞臺。”
        阿拉伯世界社會轉型進程緩慢既有客觀也有主觀原因。客觀上,必須承認,近二三十年來,當世界上許多轉型國家都在及時調整自己內外戰略,不斷改革進取以適應和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時,大部分阿拉伯國家卻一直在被迫應對諸如地區沖突、宗教極端主義、美國的反恐戰爭及大中東計劃等帶來的巨大挑戰。這在很大程度上掩蓋和積壓了這些國家本身的社會矛盾和轉型需求,也使政府得以轉移民眾要求改革的壓力。同時,阿拉伯世界也錯失了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其結果,我們看到原本與阿拉伯世界處于相近起點亞洲,在70年代開始起飛,“而今已將阿拉伯世界遠遠甩開。” 可以說,民眾對國家地位衰落的屈辱感和看不到自身發展希望的憤怒感是引發這些國家局勢動蕩的重要動因。
        主觀上,中東地區傳統的威權主義統治文化也使這些國家統治者長期疏于政治和社會體制的改革及相關的制度建設。這些政權在社會出現狀況時首先考慮的是維護政權的穩定。那些通過非生產性經濟活動獲得收入的高福利國家往往通過財富分配和取消稅款來來降低社會緊張程度和民眾的參政意愿。一些國家政權也混合使用鎮壓和財富重新分配兩種手段得以長期生存。威權主義統治傳統也使那些已經或即將步入政治晚年領導人更多考慮的是如何不讓權力旁落。面對日新月異的時代變遷和形勢變化,他們正逐漸失去活力和應對能力。如上所述,在過去幾十年里,中東客觀的政治地緣環境和外部勢力尤其是美國的中東政策影響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些方面的問題。而今,隨著奧巴馬上臺后對美國中東政策大幅度調整,采取了總體收縮的戰略,中東國家內部的政治和社會矛盾開始逐一凸顯出來。
        由此可見,近期中東的動蕩本質上是地區國家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社會轉型的一部分,是被長期壓抑的迫切轉型需求以一種急風驟雨般的方式在一個特定的時機爆發出來的由內而外、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運動。民眾從要求公平公正、懲治腐敗要求政府下臺,也反映了他們對政治強人和老人長期統治的厭倦,希望有新的力量給國家帶來新的氣象。也反映出民眾“希望國家獨立和享有尊嚴的強烈心聲”。 
        中東政治進程發展難以擺脫本地區歷史、宗教、文化和社會現實影響
        中東動蕩引起國際社會持續關注,各國尤其是各大國都從自身的利益和視角去判斷其影響或試圖去引導事態的發展,許多專家學者也紛紛結合自己的專業對事態可能引發的各種影響進行解讀。這無疑有助于讀者深入了解事態真相并形成自己的看法,但是,過度解讀一定程度上也會放大動蕩的溢出效應,甚至可能造成對形勢的誤判。如有學者將此次中東動蕩與1989年蘇聯東歐巨變相提并論,認為這一事件將對世界格局產生深刻影響。就動蕩的跨國蔓延過程看,兩者確有許多相似之處,但這樣的類比有誤導性。東歐的政權很大程度上是靠外部扶持的,有蘇聯保證為其撐腰。所以當蘇聯力量開始瓦解,這種保證變成一紙空文時“各國政權就驟然變得不堪一擊。”而阿拉伯國家的政權“過去和現在都不是靠外部力量框架來維系的。”相反,他們能屹立幾十年不倒,如上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憑借自身的手段。” 更重要的是,東歐在文化上的屬性是西方,巨變發生前,這些國家就已經對西方有了強烈的歸屬感,但是阿拉伯世界無論發生怎樣的變化,其屬性將始終是阿拉伯和伊斯蘭的。
        應該對當前中東動蕩形勢及其影響做客觀和其如其分的評估。它對地區國家的政治改革、社會轉型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對推動社會進步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其后續發展會對地區的政治生態、力量格局產生潛在影響。但它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是一場民眾自發性的變革運動,民眾是在對重大歷史行動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登上歷史舞臺的。雖然它因現代技術而更具規模和組織性,但未必一定能帶來新的秩序。從這次中東動蕩的現實情況看,民眾的訴求是進行公平的改革,“但他們更關心的是分配問題,而不是生產。”并且“這場運動缺失明確的建設性目標和具有超凡能力的符號性領導人。” 事實上,我們看到,如今在埃及和突尼斯,掌權的依然是軍人;在利比亞和也門,部族正在擴大勢力;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分裂很可能主宰巴林的政局。正如伊拉克自2003年以來那樣。“所有這些重大事件沒有統一的模式可循。”
        由此,筆者以為,迄今為止受動蕩影響最直接、最深刻的還是中東地區。
        第一,動蕩打破了中東地區傳統的力量格局,阿拉伯世界再次被分化和削弱,整體實力下降。事實上,這些年來,埃及、沙特等主要國家的實力和地區影響力已經呈現由盛而衰的態勢,阿拉伯世界在國際事務中總體上變得越來越消極和無能為力。“除了等著看外部世界將如何動作,阿拉伯國家的政權幾乎提不出任何戰略來解決對它們的政治未來至關重要的問題。” 在這次動蕩中,阿拉伯國家間的分歧進一步加深,矛盾更趨激化。阿盟作為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地區組織影響式微,對其成員國一開始出現的國內亂局反應遲緩,毫無對策。對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問題上,阿盟內部也是意見不一,在許多國家缺席投票的情況下,匆忙做出決定,導致西方直接的軍事介入。而阿盟事后對西方顯然過度了的軍事行動也是態度搖擺,無能為力。反映出其深受西方壓力和內部意見分歧影響而日漸衰弱的現狀。這無疑將加速本地區已經開始的權勢轉移,伊朗和土耳其的地區影響力將繼續上升。阿拉伯世界作為整體,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下降。
        第二,阿拉伯世界傳統的意識形態將面臨新的時代挑戰。過去幾十年來,中東泛伊斯蘭主義、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等主流意識形態都已遭受到挫折和打擊,其代表人物都以不同結果退出阿拉伯政治舞臺。一些國家曾經為追求民族經濟迅速趕上現代化潮流而不惜全盤吸收資本主義經驗,引進西方發展模式、也有些國家試圖從“伊斯蘭替代方案”中尋求出路,但最終都未能取得成功。如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社會發展進程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未來如何發展,是對阿拉伯世界新一代領導人的首要考驗。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寬容與更多的創造性,也許更需要某種嶄新的政治思維和政治智慧。但是民眾等得起嗎?過去累積起來的挫敗感有可能重新燃起本地區新的民族主義情緒,并對阿拉伯國家未來的發展選擇以及地區政治秩序的構建產生影響。
        第三,中東建立起穩定的地區新秩序需要漫長有時甚至是混亂的過程。中東舊的秩序被打破后,各種外部勢力和體制正在試圖填補政權和信仰體系崩潰后造成的真空。西方更是加緊在這一進程中施加影響,希望促進這些國家建立西式民主政治體制。但西方不顧實際情況地想要在這一地區按照自己利益建立政治秩序的做法,結果可能適得其反。事實上,每一個阿拉伯國家都具有獨特的社會政治環境,所謂的普世經驗充其量只能起參考作用。突尼斯和埃及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質性的社會,利比亞則因其部族體制具有很大的爆發沖突的潛在可能性,而巴林、也門和敘利亞因教派之爭而分裂。“在缺乏強有力的國家機構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變革隱含著巨大的暴力風險。” 正因為如此,阿拉伯世界不會以同一種方式完成政治變革。從發展趨勢看,新生代的阿拉伯政治家不可避免地要學習別國的經驗,為了擺脫多年來一以貫之的僵化體制,“不可或缺的因素將是包容文化,以及超越政治、宗教等分歧的團結精神。” 眼下,許多阿拉伯國家迫切需要參照點和明確軌跡,以順應時代發展,建立符合新時代精神的現代國家。從這個意義上看,中東未來的政治形態或將更趨多元,但是該地區許多國家缺乏多元主義的歷史經驗,因此,中東建立穩定的新秩序,需要一個漫長的不穩定過程。并且中東各國政治進程的發展難以根本擺脫本地區歷史、宗教、文化和社會現實影響,更不會改變其阿拉伯和伊斯蘭的基本屬性。
        第四,伊斯蘭影響不容低估,但宗教參照系同樣面臨如何多樣化并適應新時代的問題。從現象上看,伊斯蘭勢力對這次變革運動的影響不大。這一方面是因為,這次抗議活動本身不是由于宗教因素或由宗教組織勢力發起,民眾的訴求也基本與宗教無關。另一方面,從更廣闊的背景看,上世紀70年末興起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在遭受一系列挫折后,現在已經陷于低谷,伊斯蘭力量總體上處于國際弱勢地位。打著伊斯蘭旗號的極端主義者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件,也使國際社會對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保持警惕和防范。此外,近年來這次發生動蕩的國家大多數世俗化趨勢強勁,伊斯蘭勢力在各國政府的打壓下,基本上都處于守勢。因此,它們在參與反政府抗議過程中有意淡化其宗教色彩。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們會放棄參與未來國家政治進程,事實上,它們已從這些年來受到的挫折中吸取教訓,并不斷調整策略,試圖用新的方式來制定診治行動計劃,“一方面考慮到現代阿拉伯意識形態的特點,另一方面將傳統伊斯蘭價值觀轉化成社會政治現實的語言。” 其對這些國家政治進程的潛在影響不可低估。
        當然,伊斯蘭勢力本身也會在參與這一過程中加速其本身的轉型,甚至導致其分裂。在這次埃及動蕩中我們看到,穆斯林兄弟會中實際上已形成兩種傾向:一種是較為寬容的所謂改革派,以年輕人為主。他們尊重婦女權利、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多元化,某種程度上“與西方民主價值觀相吻合。”他們在1月25日開始的埃及反政府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另一種則是保守的反西方元老派,他們迄今占據著穆斯林兄弟會大多數領導位置。長久以來,這個被穆巴拉克取締的伊斯蘭反對組織“一直受新生代和元老派、改革派和強硬派之間分歧的困擾。其內部還存在著大城市善于權利交易的政客和農村不問政治的保守傳教人士之間的矛盾。” 在這次埃及動蕩中,該組織的務實派與世俗的反對派積極分子結成了“歷史性的聯盟”,在推翻穆巴拉克的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將美國西方的介入置于國際權勢加速轉移的大背景下加以觀察
        對于中東突發的亂局,西方一開始就表現得非常活躍:媒體連篇累牘地刊登文章,運用它們熟悉的話語系統,試圖將事態引入所謂民主化運動的軌道。美國的一些高官和學者也不斷地發表評論,并建議采取實際行動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一些媒體盡管承認中東動蕩歸根到底是一國的國內事務,美國不可能對此產生決定性影響,但認為“美國不會因此就擺脫了推進自己的政治價值觀、盡可能地引導這些革命動亂向真正的自由傾斜的責任。” 更有甚者,一些人還試圖將其與中國掛鉤,稱中東發生的亂局是對中國的警告。不僅如此,美國很多人相信推特網、“Facebook”和“You Tube”等新興媒體在推翻中東所謂“獨裁政權”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如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總編布萊克•霍恩謝爾就曾撰文稱,“Facebook”是穆巴拉克被推翻的重要因素。 是它在頁面上最先出現了1月25日舉行抗議活動的號召,從而引發了起義。據悉,奧巴馬政府為此計劃在今年出資2000萬美元,并且明年還將追加2500萬美元為一系列推廣互聯網自由的舉措提供風險投資。美國國務院最近已在推特網上建立了自己的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賬戶,而希拉里表示,中文賬戶也將在不久之后建立。
        但另一方面,與小布什時期美國在伊拉克問題的立場相比,奧巴馬政府總體上在這次中東動蕩中表現低調,采取的是所謂“有選擇介入”的現實主義政策。盡管這一政策受到國內許多質疑,但奧巴馬依然決定“將按自己的主張,區別應對各國要求民主和自由的抗議活動。” 我們看到,埃及爆發動蕩后,奧巴馬很快從最初的到底是堅持民主價值觀原則還是維護現實的國家利益的糾結中明確偏向后者。在軍事干預利比亞問題上,美國也是采取了“退居”幕后,避免再次卷入的策略。在這一點上,奧巴馬顯然吸取了美國在伊拉克問題上的慘痛教訓。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所說,如果說美國過去10年的對外政策有什么經驗教訓的話,那肯定就是,“軍事干預看似簡單,其實復雜,可能帶來出乎意料的后果。”
        事實上,美國迄今針對中東動蕩的所有政策和行動,依然受到奧巴馬在上臺伊始就做出的,收縮中東戰線,將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的決策影響。即使是白宮開始考慮對利比亞采取行動時,奧巴馬也未放棄將其被稱為“奧巴馬主義”的外交政策思想付諸實踐。與其前任不顧民主黨人和眾多盟友的反對攻打伊拉克不同,奧巴馬“費盡心思通過聯合國獲得明確的合法授權,取得阿拉伯國家的支持,然后讓其他國家——法國和英國——帶頭發起進攻。” 美國這次對利比亞軍事干預的政策明顯體現了所謂“奧巴馬主義”的某些特點:即,軍事行動必須是多邊的。如奧巴馬所說,讓更多國家分擔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與代價,而不只是美國。“奧巴馬主義”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國自伊拉克戰爭來一直面臨的一種外交困境:一方面美國難以忍受那些冒犯美國價值觀或威脅美國邊緣利益的海外事件,另一方面,美國又不愿冒風險全力投入加以應對。這部分也是因為美軍的資源現在幾乎已用到了極限。目前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波斯灣還分別駐扎著5萬、10萬和3.5萬名軍人,還有在日本參與救援的約2萬名海軍陸戰隊員和一艘航空母艦。“美國軍人不得不以高出應有水平的頻率奔忙于前線。” 另外,“美國在該地區的長期利益仍然使得華盛頓政策機構的重要成員期待穩定超過期待民主。”
        如果將美國對中東的介入置于當前國際體系加速轉型,力量對比朝有利于非西方國家轉變的大背景下加以觀察,就會發現,奧巴馬不愿在中東進行更多的投入是因為美國需要集中精力應對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對美國而言,這是當前乃至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最大挑戰。從近期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智庫的報告及奧巴馬和其他白宮高官在多個場合的相關講話中可以看到,美國對中國等新興大國的崛起對其國際地位和全球影響力和支配力挑戰已經有極大緊迫感和危機感。
        美國政策研究組織經濟戰略研究所最近撰寫的一份報告稱,幾十年來,“華盛頓共識”所體現的美國對經濟發展的觀點在主要國際中幾乎沒有受到過挑戰,但由于近年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美國解決方占絕對支配地位的時期現在很可能已經結束了。”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更是直言不諱地對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中國正在和美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曾經因撰寫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一書而一舉成名的日裔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和華盛頓著名智庫,全球發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爾(Nancy Birdsall)合作撰寫的新著《金融危機結束后發展方面的新思想》中指出,這些年來,美國和西方不斷要求新興市場在全球事務中承擔更重要的領導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認,它們已經不能單靠自己處理全球經濟事務。但是,所謂的“世界其他國家的崛起”并不僅僅牽扯到經濟和政治權力,而且還牽扯到各種思想與模式在全球范圍的競爭。“西方,尤其是美國,不再被看作有關社會政策創新思維的唯一中心。”在國際組織問題上,美國和歐洲的聲音與思想的主導地位日益下降。“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國家一直是國際金融機構資金的重要提供國——的聲音與思想越來越受到重視。”
        美國糟糕的經濟表現事實上也是限制奧巴馬增加對中東投入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持續投入不僅要考慮巨大的資金成本——美國的預算赤字已經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美國國會預算局最近發表報告稱,美國的預算赤字將連續三年接近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0%。2010年積累的赤字已經超過了瀕臨破產的希臘。除此之外,還要考慮戰略機遇成本。美國華盛頓凱托學會外交政策研究員萊昂•哈達認為,把精力集中于中東,華盛頓就無法將其戰略重點轉移至環太平洋地區,而在那里,中國和印度等經濟巨人的崛起,以及其他重要國家如韓國、日本和東南亞國家所帶來的經濟和軍事挑戰,將直接影響美國未來數十年的核心國家利益。尤其是,“中國正成為預料將挑戰美國在太平洋和其他地區軍事強國地區的關鍵因素。同時,美國能否保持住全球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進入環太平洋市場。總體來說,這些挑戰比中東地區的更大。” 德國《南德意志報》也載文指出,美國正在負債消費,并危險地依賴中國。這種依賴對西方世界的領導力量來說是非常痛苦的。“再也沒有其他事實比中國的外匯儲備和美國的債務更清楚地表明了全球的權利轉移。” “美國的債務噩夢可能在一個漫長的時期內使它無法在世界上扮演慣常的領導角色。”
        綜上所述,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美國戰略重點毫無疑問地指向亞太地區。美國不僅要在軍事上保持存在,更要從經濟上加入競爭。美國近期高調加入并力推TPP,(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泛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顯然帶有制衡中國地區影響力的戰略意圖。由此可見,中東局勢持續動蕩雖然會在一段時間內會分散美國的精力,但美國將竭力避免再次陷入中東,不會在中東大量投入資源,更不會改變其將亞太作為重點的戰略部署。


文獻來源:《西亞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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