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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COMMENTARY
作者及其成果
張春
發展中國家建構自己理論的必要性
張春 2016-12-30
中國有過輝煌的歷史,但在近代一度陷入低谷。前非盟委員會主席讓·平在回顧過去幾十年亞非國家發展的差異時指出,“亞洲(日本除外)曾處在與我們類似的不發達和令人絕望的境地”“饑荒的名字叫中國,苦難的名字是印度”。但今天,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已成長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論如何解釋這一現象,理論自信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貢獻都不應被低估。從這個角度說,中國理論為發展中國家建構強國理論提供了范例。

兼容并包,與時俱進
 

  中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其基礎既包括自身的悠久傳統,也包括近現代西方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包括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一方面,中國對自身傳統、實踐和思想有充分自信,特別是對自身國情有深刻理解,認為中國理論應植根于自身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和當前滿足13億人根本需求的偉大實踐。另一方面,中國重視吸收世界文明發展的先進成果,但并不迷信源于歐洲或美洲的地方性經驗,而是將其合理、充分、有機地融入中國理論與實踐;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堅持兼容并包精神和“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態度。這是中國成功建構強國理論的一個關鍵。

  對比其他幾大文明古國發現,自身傳統和國際經驗的結合程度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成功程度。例如,印度自稱為“最大的民主國家”,但其國家治理總體上并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印度文化中的與時俱進精神明顯不如中國,而且其種姓制度在當今社會仍有重要影響,因此印度要消除如選舉暴力、種姓歧視等現象可能還需要相當長時間。又如,西亞北非地區既有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又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其與時俱進的步伐更為緩慢。近年來,一些國家套用西方模式的政權變更、民主選舉并不能強化當地人民的理論自信,相反可能產生理論迷惘。

  再看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迄今仍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最為缺乏的也是對自身傳統的正確認識和與時俱進精神。曾遭受殖民統治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經歷,也是它們今天仍不夠發達的重要原因。從一些發展中國家對自身傳統的認識上看,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其反殖民主義斗爭尚未真正結束。今天非常突出的一個現象是,諸多曾遭受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嚴重的精英與大眾的分裂。這種分裂不只是政治或經濟意義上的,更是文化意義上的。在政治和經濟上,發達國家同時對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社會提供援助,造成二者對立甚至分裂。在文化上,由于殖民統治,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文化被西方化:對其人文傳統經典的解讀往往來自西方學者,其文化經典也因殖民掠奪而主要在西方博物館中展出。因此,這些發展中國家對傳統的理解出現了分化:對能夠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而言,他們對當地的草根文化缺乏應有的尊重;對無法接受此類教育的普通百姓而言,傳統就在其日常生活中,西方文化從來不被認為是正統文化。這種分裂的認知不僅直接導致精英與大眾的分裂,更導致其國家無法形成理論自信、文化自信。

立足國情,獨立建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始終堅持依據自身國情制定經濟發展、政治改革、文化繁榮、社會進步戰略,獨立建構自己的理論,形成獨具特色又極富生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于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世界社會主義陷入低迷時,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表現出蓬勃生命力。中國在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中堅信:可以通過改革促進經濟發展,用經濟發展的成果解決既有和新生的矛盾與問題,進而實現改革、發展、穩定的動態平衡,使國家發展進入良性循環軌道。這一理論認識的正確性已為中國發展的成就所證明。

  與此相比較,不少發展中國家對自身的理論建構能力缺乏自信。曾幾何時,廣大亞非拉國家紛紛贏得反殖民主義斗爭的勝利。20世紀6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大聲警告“非西方對西方的反攻”。他同時也指出了這一“反攻”的致命弱點:非西方國家使用的理論武器正是西方傳播過去的;西方無需過度擔心,非西方國家所追求的未必是取代西方,更多是與西方更加平等的地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理論建構是以西方理論為基礎的,往往因“水土不服”而凋謝。

  同樣以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系為例。與中國不同,不少發展中國家依據西方顧問的意見,不是堅持通過經濟發展來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而是采取一種“發展條件優先”的方法,即認為在實現發展前應先創造發展所需的穩定環境,而要創造穩定環境則需先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幾十年的發展歷史表明,這種“先學會游泳才能下水”的理念和方法,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陷入“有民主無穩定”“有民主無發展”“有自由無發展”的困境。近年來,部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開始“向東看”,積極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學習,嘗試走自己獨立的發展道路。


認清方向,矢志不渝
 

  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中,中國對自己的道路、理論、制度一直保持自信。例如,毫不動搖地沿著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道路前進,不僅推動自己國家朝著全面小康社會穩步邁進,而且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構建貢獻力量。又如,在外交領域,無論在冷戰兩極對抗時期,還是在冷戰后新干涉主義橫行背景下,中國堅定不移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形成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發展,進而提高了自身的國際地位。

  如前所述,不少發展中國家用以指導其國家行動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覺建構的,要么是西方的舶來品,要么是西方的強加物。無論純粹的“拿來主義”還是全盤接受他國理論輸出,都極易導致理論上的短期性和脆弱性。例如,一些非洲國家盡管是萬隆會議的共同發起方,但對不干涉內政原則并不確信;一旦面臨西方人權理論的強大壓力,它們就發生動搖。2002年,非洲聯盟取代非洲統一組織,放棄了不干涉內政原則。非盟憲章規定,在四種情況下可以干涉其成員國的內政。但后來非洲“突然”發現,國際刑事法院迄今為止的所有案件都是針對非洲的,這才逐漸理解放棄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嚴重后果。基于這一認識,在2015年6月非盟峰會期間,非盟強烈反對國際刑事法院施壓南非警方逮捕蘇丹總統巴希爾的做法。這表明,認清方向、矢志不渝,對一種理論乃至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是多么至關重要。

文獻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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