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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COMMENTARY
從中東難民潮看西方的歷史和現實責任
葉青 2016-12-30
當前,歐洲出現難民潮,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難民潮問題的爆發看似突然,實則禍根早植。雖然西方國家關注的重點都放在了難民的苦難和安置困境上,但從根本上看,難民問題僅僅是當前中東危機外溢的表象。

  中東地區難民數量急劇上升,西方國家的政策難辭其咎,尤其是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以來,西方國家在該地區大搞“顏色革命”,以政權更迭為先導,打破了中東地區原有的地區和政治秩序,看似給中東人民帶來民主和自由的希望,實則使地區國家陷入政治失范和動亂沖突的惡性循環之中。難民潮出現使西方國家中東政策內生的悖論日益凸顯,使其深陷道義危機之中。從根本上來說,西方正承受其政策反噬的苦果。

  中東地區眼下的動蕩有深刻的歷史根源,西方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當前中東的地區體系正處于持續變動之中,許多動因在美國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就已埋下。民族國家體系本身就是西方帶給中東的舶來品,相比世界其他地區,中東地區體系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民族國家的建構和解構同時進行。西亞北非動蕩開始后,西方國家最初措手不及,但很快意識到這是推行西方價值觀的良機,便開始利用亂局、推波助瀾,加速了中東一些主權國家崩潰的速度,導致包括恐怖主義組織在內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力量崛起。伊拉克、利比亞、也門等國在原政權倒臺后相繼陷入內部沖突之中,雖然仍保持國體的統一,但處于明顯不穩定狀態之中。敘利亞政府雖未倒臺,也身處危機之中。中東地區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眾多有識之士在痛心疾首反思之余,將指責的矛頭對準西方分而治之的惡根,特別是一戰后英法簽署的《塞克斯—皮科協定》,并將當前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狀態歸咎于西方的陰謀。陰謀理論之所以總能夠在中東民間大行其道,與西方在中東不光彩的歷史息息相關。

  在應對中東危機之時,西方國家暴露出按照意識形態劃線的固有傾向。西方無視中東地區復雜的政治、經濟、民族和宗教情況,不尊重中東當地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無視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現實,一味根據自身好惡來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和價值觀,實際是歐洲中心主義在當代中東的表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方的傲慢與偏執。

  由于中東重要的戰略地位和資源稟賦,西方始終視中東為禁臠,從最初的殖民統治開始,西方一直試圖主導這一地區,在經濟上使中東處于依附地位,政治上處于從屬地位。冷戰結束之后,不管是美國的大中東民主計劃還是歐洲的巴塞羅那進程,西方在中東推行西式民主不遺余力。推翻所謂“專制政權”變成了西方的一種偏執,為推翻而推翻,這在敘利亞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西方往往無視中東復雜現實,將解決中東危機和建立民主秩序簡單地與推翻幾個政權等同起來。西方一廂情愿地認為,只要打破一個舊世界,民主的新秩序就能自然而然建立起來。這反映出西方文化的一種線性思維慣性,只顧眼前,不顧身后洪水滔天。事實上,當前中東更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穩定的社會秩序和有凝聚力的認同,而不是表面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

  同樣需要看到的是,西方在推行民主和價值觀的時候也表現其固有的偽善,爭功于己,諉過于人,將中東地區人民對自由和良好生活的訴求歸功于西方的價值輸出,而將中東亂局的責任推諉他國。眼下,西方國家政府在應對難民危機的時候,其矯情和虛偽也暴露無遺,試圖通過在接待難民問題上市恩賈義來掩蓋其在中東危機上的道義責任。

  要解決中東難民問題,關鍵是恢復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西方國家需要正視其歷史責任和現實責任,與國際社會一起,幫助中東國家探索轉型發展之路,并致力于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地區熱點問題。

文獻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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